到台湾后，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落脚”。

逃兵的身份像一张无法撕掉的底牌，使他失去了被公开安置的资格。江伟成隐藏进陆军体系，做地勤。不接近战斗，也不再靠近天空。每天与机油、器械、清单打交道，却再没有一次，是为了起飞。飞行曾经是他的全部，如今却成了不能被提起的过往。

有人问起，他只说自己从前在空军待过。没有人追问。

也没有人需要知道。

他们没有住进眷村。秦芊仪一开始就明白，那里过于敞亮，敲门声太多，历史容易被拼凑起来。于是她在眷村后方租了一间旧屋，夹在杂货铺与修车棚之间，窗子常年不开，空气里有潮气和机油味混在一起。

房租很快成了问题。

秦芊仪去找房东，没有带任何情绪，也没有请求减免，只说若是暂时付不起，可以留下些什么做事。房东看了看她，点了头。

于是她白天做佣人。洗衣、熬汤、擦地，从不慢一步。傍晚，她在昏暗的灯下教孩子英文——字母写得一如往常工整，语音准确，像是仍然站在教室里。

她从不提自己没有毕业。她在这种沉默的劳动里，维持着一种看似稳定的生活节律

江伟成的病，是在那段时间一点一点显露出来的。

最初只是反应迟缓。话常常说到一半就停住，像是忽然忘了下一句。后来是身体——手抖，耳鸣，心口无故发紧。医生说不出一个明确的名字，只含糊地说，是飞得太久，神经受了损伤。

“空军的人，脑子用得太狠。”

医生说不出明确的病名，这样解释，像是在替一台机器找借口。只笼统地归为战后创伤。飞行太久，神经系统长期处于高度负荷，情绪与感知已经无法回到地面。脑子不好用了，身体也开始自行崩解。

药要钱，复诊也要钱。

秦芊仪把生活一寸一寸往里收。她开始少吃，把肉留给他；灯用得更省；衣服坏了也不换。她的克制不是悲壮的，而是有条理的——像是只要算得足够细，就能拖延某种结局。

这是战争离开之后，才开始付的代价。

秦芊仪听得很安静。

她没有追问，只把药方折好，收进衣袋。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稳，像是已经预料到这一切。

也是在这时候，她看见了报纸。

小周在找他们。

名字、身份，都写得清楚。字印得不大，却足够醒目。她站在街边，把那一页读完，又读了一遍。

她没有回应。

不是不想回，而是她知道，一旦回应，就意味着重新被纳入关系、责任与组织之中，过往就会重新浮出水面。而江伟成此刻承受不起任何一次清算。只要还能撑，她就不会让别人的情义，替他们冒险。

直到医生第六次摇头。

那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手里只剩一张写着药名的纸。街灯亮起，人声渐密，她却站在原地，没有动。

她终于明白，有些沉默，本身也是在消耗生命。

那天夜里，她写信给小周。字很少，没有解释这几年的去向，也没有为失联道歉。她只写了一件事——借钱。

信封封好时，她的手很稳。

这是她到台湾之后，第一次向外界承认失败。

也是她第一次，为了保住一个人，而主动放弃继续隐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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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芊仪写那封信的时候，用的是最普通的信纸。

字不多，却写得很慢。她反复斟酌措辞，把“借钱”两个字拆得很散，只留下一句近乎客套的请求。她没有提江伟成具体的病情，也没有说自己已经撑到哪一步——这些话，她从来不习惯写给任何人。

信寄出之后，她照旧做事，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几天后，小周上门的那一刻，正好撞见房东。

那天午后，院子里晾着几件半干的衣服。房东太太靠在门框上，手里捏着一条抹布，语气慢悠悠的。

“秦小姐，”她说，“这地方不是善堂。”

声音不高，却够旁人都听见。

秦芊仪站在水池旁，手浸在水里，没有回头，只应了一声：“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房东太太轻轻笑了一下，“我看你读过书，按理说该明白，人啊，到了这个年纪，还拖家带口的，就别太讲排场。”

“排场”两个字，说得极轻。

秦芊仪把衣服拧干，整整齐齐叠好。她没有辩解，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她向来不擅长在这种时候说话——言语只会让局面更低。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声清亮的女声。

“谁讲排场？”

小周站在院门口，行李往地上一放，人已经迈了进来。她扫了一眼院子，又看了看房东太太，眉毛一挑。

“你是房东吧？”

房东太太愣了一下，下意识点头。

“正好。”小周笑了笑，语气却一点不软，“我以为这里是租房子，不是租命。”

这句话落下来，院子一下子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