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秋天是湿漉漉的灰。

古老的石墙、狭窄的巷子、永远晾不干的袍子。我的房间在三楼，窗外是一条窄巷，对面是另一栋学院的墙。没有风景，但有安静。

我把书桌布置成适合我的样子。左边的抽屉里放着所有需要左手协助才能打开的东西，信纸、印章、墨水瓶。这些我都会用右手和右前臂配合完成。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我的左手偶尔还是会抖，但已经不会打翻东西了。我花了十年时间学会一件事：当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残疾会变得轻一点。

开学第一周，达西的信就到了。

“彭伯利入秋了。湖边的枫树红了一半。乔治安娜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说要带你去钓鱼。”

信很短，但我能读到那些他没写出来的东西。他用了“回来”。这是第二次了。彭伯利不是我的家，但他坚持用这个词。

我没有纠正他。

我的回信写了两页。剑桥的学生生活，古老的图书馆，一个叫哈里逊的同学主动帮我搬了书，他是剑桥第一个不对我的跛脚露出任何异样表情的人，只是看到我上楼困难，问了句“要不要帮忙”，我说好，他就搬了。仅此而已。

一周后达西的回信到了。他写了大半页的日常琐事，然后在最后加了一行：

“你提到的那个哈里逊，是哪家的？”

我看着这行字，在烛火下读了三遍，然后笑出了声。这个人在三百英里外审视一个帮我搬书的陌生同学。他没有立场问这个，但他还是问了。而且问得很达西，不说“我关心”，不说“我嫉妒”，只说“是哪家的”。

我回他：“只是一个同学。”

下一封信他没再提这件事。但那封信明显比平常长了一页。

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我的离开，对他产生了一种我意料之外的影响。从小到大，都是他在主动照顾我，我被动接受。我习惯了被愧疚浇灌出来的温柔，习惯了把依赖当成理所当然。但当我在剑桥独自生活，回信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变成两周一封时，我第一次在他的字迹里读到了某种类似于“不安”的东西。

愧疚，不是责任。是不安。我不在他身边，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见什么人、过得好不好。而这种不知道让他烦躁。

十二月的某天夜里，我在图书馆看书看到很晚。回到宿舍，房东太太说有一位先生等了我两个小时。

我推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