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通知书来的时候，达西是第一个知道的。

那年我二十岁。剑桥对残疾学生没有任何优待，但也没有明确的限制。我申请的是法律，不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这个职业对体力的要求最低。可以在书房里工作，可以不出庭，可以做文书和顾问。

“你什么时候走？”达西在伦敦的宅子里问我。那天外面下着大雨。

“下个月。”

“剑桥不远。你周末可以回来。”

“回来？”

他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用了什么词。回来。好像伦敦是我的家一样。

“我是说……”他罕见地有些窘迫，“你可以来伦敦。”

“好。”

他点了点头，转身去倒茶。我看着他拿起茶壶，忽然意识到他倒茶的动作比我认识他的时候慢了。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他二十岁。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放慢速度，让我能跟上。

八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感到了一阵说不清的窒息。

不是因为他的愧疚，而是因为我的依赖。我可以离开彭伯利，可以离开艾什顿庄园，可以去剑桥读书，可以在伦敦独居。但我离不开他。不是生理上，我自己能走路，能拿东西，能活。是别的东西。一种被刻在骨头上的惯性。

他是我的安全感。这不公平。对他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天晚上雨越下越大。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坐在黑暗里，反复想这个问题。左手在发抖，比平时更严重。我把它按在膝盖上，用右手的掌心压住。

窗外有人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