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乔治安娜来到了伦敦。

达西的妹妹，比他小十岁。那年她八岁，还是个梳着两条辫子、怯生生牵着保姆衣角的小姑娘。达西见到她的时候，那种冷硬的壳子裂开了一大片。他蹲下来，和她平视，声音放得又轻又柔。

“路上还好吗？”

她点点头，然后扑进了他怀里。

我在旁边站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羡慕。他可以这样毫无负担地爱一个人。对她，他不欠什么。

乔治安娜很快就喜欢上了我。可能是因为我的跛脚和手抖让她觉得好奇而不是恐惧。孩子对残缺没有成人的羞耻感，他们只想知道为什么。

“你的手在抖，”她有一次说，“是不是冷了？”

“不是冷，”我说，“是旧伤。”

“哦。”她想了一下，“那你要不要我的手套？”

她把一双粉色的小手套递过来，小得我连手掌都塞不进去。我笑了。

达西在旁边看着我们，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柔软的，没有防备的，像是被人从铠甲里捞了出来。

那天下午乔治安娜让我给她讲故事。我讲了一个男孩和一个湖的故事。没有提到崖底，没有提到坠落。只讲了湖边夏天的蝉鸣，和林子里碎金一样的光线。

“那个湖还在吗？”她问。

“在的。”

“那以后我们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