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夏常安走的第四十三天。

我坐在便利店的角落里，面前是一杯凉透的茶。茶是红茶，三勺茶叶，泡了两分钟。水烧到刚好冒泡就关的火。和以前一样。

但不是我泡的。

是她的弟弟泡的。

他说：“姐姐说你喜欢喝这个。”

我说：“谢谢。”

茶凉了。我没喝。

便利店的门关着。卷帘门拉到底，一把U型锁锁着。门上贴着一张纸，是夏常安的笔迹，写着“暂停营业”。

她什么时候写的这张纸，我不知道。

大概是住院之前。

大概是她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的时候。

她没有锁门。她只是贴了一张“暂停营业”。

因为她知道，我会来。

我会替她看店。我会替她理货。我会替她煮面。我会替她收钱。

我会替她活着。

但我不想替她活着。

我想她活着。

夏常安走的那天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

不是打给急救，不是打给殡仪馆。是打给她弟弟。她弟弟叫夏常平，比她小三岁，大学刚毕业，在一家IT公司上班。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

“喂？”他的声音很困。

“常平，我是林听雪。”

沉默。

“姐姐她……”

“嗯。”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然后他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忍着的那种哭，声音压在喉咙里，像一个人被捂住嘴。

“我来接你。”我说。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在了。站在病房门口，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一件羽绒服，拉链都没拉。他的眼睛红红的，鼻子也是红的。他看见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们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进去吧。”我说。

他走进去。站在床边，看着夏常安的脸。夏常安已经换好了衣服，不是病号服，是她的衣服。灰色的风衣，里面那件藏蓝色的棉布围裙。围裙的口袋里揣着那张照片。

我帮她换的。

换衣服的时候，她的手已经僵硬了。我掰开她的手指，把照片放在她的手心里。让她的手握着它。

以后就永远握着了吧。

常平站在床边，握着夏常安的另一只手。

“姐。”他说。“你怎么不等我。”

夏常安不回答。

“你说了给我做红烧肉的。”

不回答。

“你说等我发了工资请我吃饭的。”

不回答。

“你骗人。”

常平蹲下来，把脸埋在床边，肩膀剧烈地抖。

我站在一旁，没有哭。

哭不出来了。

眼泪在凌晨一点二十三分的时候，已经流完了。

葬礼在三天后。

那天也下着雪，不大，细细的，像有人在很高的地方撒盐。

来的人不多。便利店旁边的五金店老板，那个半夜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常买烟的中年男人，常买盐的老太太，那个妈妈带着的小女孩也来了。小女孩穿得很厚，像一只小熊，手里拿着一张画。

“阿姨让我画的。”她说。她把画递给我。

画上是一个便利店。门开着，灯亮着，门口站着一个穿围裙的人，笑着。画得不太好，人的脸是歪的，手臂一条长一条短。

但我认识那个人。

那是夏常安。

那是小女孩眼里的夏常安。永远在笑，永远站在亮着灯的便利店里。

我蹲下来，接过那张画。

“谢谢你。”我说。

“阿姨去哪了？”小女孩问。

她妈妈拉了拉她的手，小声说“阿姨去了很远的地方”。

“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不回来了。”

小女孩歪着头想了想。

“那我可以去她的店里买东西吗？”

“店关了。”

“为什么？”

没人回答。

没人能回答。

因为店不会关了。

店会一直关着。

就像她不会回来了。

永远不会。

葬礼之后，我回了便利店。

常平把钥匙给了我。

“姐说，店给你。”他说。

“我不要。”

“她说你会的。”

“我不要。”

“她说你会说不要。她说你就说要。”

我看着常平，他的眼眶又红了。

“拿着吧。”他说。“姐的意思。”

我接过钥匙。

钥匙很轻，铁制的，上面挂着一个塑料牌，牌子上写着“常安便利店”。

我把钥匙攥在手心里。

铁的，凉的。

像她的手。

最后那几天，她的手。

我推开玻璃门。风铃响了。

叮铃——叮铃铃——

左边的铃铛还是慢半拍。

它永远慢半拍。

因为她没有修。

她觉得慢半拍挺好听的。

店里的灯关着。我打开了收银台上方那盏灯。暖黄色的光照出一小片地方。货架上的商品落了薄薄一层灰。冰柜里的饮料还在，有几个过期了，我没扔。

一切和她走之前一样。

但她不在了。

我坐在窗边的老位置。

画板还架在那里，画纸还在上面。那张画——从第三天开始画的，画了这么多天，还是没画完。

现在是第四十三天了。

还是没画完。

我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没有落下去。

落不下去。

因为我已经不记得她的脸了。

不是不记得，是不敢记得。

记得太清楚，会更痛。

常平在店里住了一周。

他睡在收银台后面的地板上，铺了一张毯子，盖了一件军大衣。他说小时候他跟姐姐挤一张床，姐姐总把被子全拽走，他冻得缩成一团。

“她现在不会再拽被子了。”他说。

说这话的时候他在笑。

笑着笑着就哭了。

我没有安慰他。

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节哀”？我不想说。“她会好起来的”？不会了。“你要坚强”？凭什么。

我只是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看着门口那盏灯。

灯还亮着。

这么多天了。

没人关。

也没有人忍心关。

那一周里，我们把店整理了一遍。过期的东西扔掉，货架擦干净，地拖了三遍。常平把卫生间漏水的水龙头修好了，把坏掉的灯泡换了，把卷帘门上了油，拉起来不那么响了。

“姐一直想修，”他说，“总说‘下周修’，一直没修。”

她总说“下周”。

但她没有下周了。

常平走的那天，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姐。”他说。

“嗯。”

“你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你会一直在这里吗？”

“不知道。”

“你会想她吗？”

这一次我没有说“不知道”。

“会。”我说。“每天。”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风铃响了一声。

左边的铃铛慢了一拍。

叮铃——叮——铃。

像一个拖长的叹息。

我开始写这本回忆录。

写在便利店的便签纸上。纸是黄色的，上面印着“常安便利店”的logo，一个简化版的小房子，门开着，灯亮着。

我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

从第一天风铃响开始，到最后一天雪停为止。

写下来，怕自己忘了。

但我知道我不会忘。

不会忘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瘦了”。

不会忘她系蝴蝶结左边长右边短。

不会忘她说“没事”的样子。

不会忘她煮的面里放了半勺糖。

不会忘她说“我会一直等你”。

不会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