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肝”就是打针。一堆我没听过的药名，通过点滴瓶一滴一滴流进她的血管里。

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瓶。

液体是透明的，和普通盐水没什么区别。但它不是盐水。它是某种化学物质，某种被设计出来用来杀死癌细胞的化学物质。但它分不清哪个是癌细胞，哪个是好人。它会一起杀。

所以打这个针的人会吐，会掉头发，会没力气，会吃不下饭。

“常安。”

“嗯。”

“你怕吗？”

“怕什么？”

“打针。”

“不怕。”她说。“打过很多次了。”

“什么时候？”

“去年检查的时候。也住过院，也打过针。”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

“跟你说了，你就回来了？”她看着我。“我说了，你会回来吗？”

我沉默了。

会吗？

如果在国外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说“我生病了”，我会回来吗？

会。

但回来了又能怎样？

她的病不会因为我回来就好。我回来，只是让她多一个人照顾她，多一个人看着她受苦。

“你不会回来的。”她自己回答了。“你不会因为我生病就回来。你回来，是因为你准备好了。不是因为我的病。”

她了解我。

比我了解自己还了解。

“所以你去年没告诉我？”

“嗯。”她说。“我想等你准备好了再说。如果你一直没准备好，我就不说了。”

“那我要是永远没准备好呢？”

“那我就一个人。”

一个人住院，一个人打针，一个人吐，一个人掉头发，一个人躺在这张白床上，看着天花板。

一个人。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比前几天更凉了。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肝功能越来越差了。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化工厂，解毒、合成、代谢，什么都靠它。她的化工厂要倒闭了。

我握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别哭。”她说。“我不想看你哭。”

“我没哭。”

“你左眼没跳，但你在哭。”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眼泪是热的。你骗不了我。”

第一次靶向治疗之后，她吐了。

不是电视剧里那样抱着马桶翻江倒海地吐，是突然之间，脸色一变，弯下腰，干呕了几下，什么都没吐出来，但整个身体都在痉挛。

我按了呼叫铃。

护士来了，给她打了一针止吐的。

“没事，”护士说，“第一次反应比较大，后面会慢慢适应。”

后面。

还有后面。

她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干裂了，起了皮。我拿棉签蘸了水，涂在她的嘴唇上。她的嘴唇很薄，涂水的时候会微微发抖。

“常安。”

“嗯。”

“你难受吗？”我问。

“不难受。”

“你别骗我。”

“真不难受。”她说。“就是……有点想吐。吐出来就舒服了。”

但她没吐出来。

那些坏东西还留在她身体里，杀不死，赶不走，像钉子户，赖着她的肝脏不走。

“我第一次化疗是什么时候？”她突然问。

“这不是化疗。是靶向。”

“有区别吗？”

有区别。靶向比化疗精准一点，副作用小一点，但对她的情况来说，效果也有限。

“你还没回答我。”她说。“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是第几天？”

“你住院的第四天。”

“今天呢？”

“第五天。”

“还有多久？”

“什么多久？”

“治疗。”

“一个疗程是四周。每周一次。”

“四周。”她重复着这个数字，像在脑子里掂了掂它的重量。“四周之后呢？”

“根据效果再定。”

“效果不好呢？”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不大，但很亮。即使在吐完之后，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效果不好就换方案。”我说。

“换了方案效果不好呢？”

“常安——”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我知道。”

她闭上眼睛。

睫毛在颤。

“我就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