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的日子，有一种奇怪的节奏。

早上六点，护士来量体温、测血压。七点，送早饭。八点，医生查房。九点，挂上点滴。中午十一点半，送午饭。下午两点，护士来换药。五点，送晚饭。晚上八点，最后一次查房。九点，病房熄灯。

每一天都一样。

像一首重复播放的歌，旋律不变，只是音量在一点一点变小。

夏常安住进来的第三天，我把画板搬到了病房。

病房不大，三人间，中间那张床。靠窗的床位一直空着，靠门的床位住着那个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每天下午来看她，带一碗粥，坐半小时，走了。

夏常安说那个老太太其实没什么大病，就是老了。老了，身体各个零件都不好使了，医院比家里舒服，就住着了。

“我以后也会这样吗？”她问我。

“哪样？”

“老了，住医院，儿子每天来看我半小时。”

“你不会老的。”我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沉默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

我架起画板，坐在床边。病房的光线跟便利店不一样。便利店的光是暖黄色的，有货架、冰柜、零食、饮料，有风铃和卷帘门的声音。病房的光是白色的，冷冷的，照在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墙、白色的天花板上。

但我要画的人没变。

她还是她。

换了地方，换了衣服，换了光线。

还是她。

夏常安靠在床头，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细管连着点滴瓶，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她没看点滴，也没看我。她看窗外。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没下雨也没下雪，就是灰。灰得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她的侧脸很安静。

睫毛一动不动，嘴唇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着——不是不开心，是习惯性的表情。她以前就这样，没事做的时候眉头会微微皱起来，像在想什么事情，但其实什么都没想。

我拿起笔。

纸是新的，白色的，比病房的墙还白。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地响。

老太太听见声音，转过头来看了一眼。“你是画画的？”

“嗯。”

“画她？”

“嗯。”

“画得真像。”老太太说。

还没开始画，她就说“真像”。

其实她根本没看见画板上的内容。她只是听见了声音，看见了我认真专注的样子，就觉得“真像”。

人在希望事情变好的时候，眼睛会自动给现实加上滤镜。

我也在加滤镜。

每画一笔，我都在把夏常安画得比实际更健康一点。脸颊画圆一点，下巴画短一点，眼睛画亮一点。手里的笔在画“她”，心里的笔在画“她好起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谎言。

但我不想拆穿。

“你画完了吗？”她问。

“没有。”

“你每天都这么说。”

“每天都画不完。”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故意画不完。”她说。“画完了你就不来了。”

我被说中了。

画完了，我就没有理由每天都坐在她旁边了。

画完了，这张画就是一个“已完成”的东西。而“已完成”意味着结束。我不想结束。我想一直在“未完成”的状态里待着。

像她的病。

“未完成”。

没有完成式。

一直在进行。

一直不会好。

但不会结束。

“林听雪。”她叫我。

“嗯。”

“你过来。”

我放下笔，走到床边。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腕，把我拽得弯下腰，凑近她。

“你闻。”她说。

“闻什么？”

“闻我。”

我凑近她的脖子，闻了闻。

药味。

医院的药味，像消毒水和塑料管混在一起的味道，冷冷的，苦苦的。

“闻到什么了？”

“药。”

“还有呢？”

我又闻了闻。

皮肤底下，有一点点暖意。

不是温度，是气味。是她的气味。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就是皮肤本身的味道——干净的，热的，带着一点点奶香。

以前我总趴在她肩膀上闻这个味道。她说“你是狗吗”，我说“你管我”。

“闻到了。”我说。

“什么？”

“你。”

她笑了。

那个笑容在白色的病房里，像一小块没有融化的糖。

第四天，她开始做第一次靶向治疗。

治疗之前，护士给她抽了血，测了肝肾功能、血常规、凝血功能。指标出来之后，医生在病房门口跟我说，肝功能比预想的还要差，靶向药物对肝脏有负担，用药前必须保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