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办公室的门关着。

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医生办公室”四个字，宋体，黑色。纸的边角翘起来了，露出下面咖啡色的木板。纸上有几道折痕，像是被反复开关门挤压出来的。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夏常安的病历本。病历本是新的，白色封面，边角很锋利，握在手里像拿着一张没有拆封的CD。封面上的字是护士填写的——夏常安，女，28岁，初诊日期是昨天。

昨天。

她才第一次用这个本子。

但她的病，不是从昨天开始的。

我敲了敲门。

“请进。”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台电脑，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一面墙上挂着人体结构图。图上的器官被画成不同的颜色，肝是暗红色的，在腹腔的右上方，像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那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现在出了问题。

“你是夏常安的？”

“朋友。”我说。“家属都不在。她妈妈走了，爸爸也走了。”

医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眼镜，白大褂胸口的兜里插着三支笔。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同情，不是遗憾，是一种“我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但我会尽量说得不那么可怕”的谨慎。

“坐吧。”她说。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有点矮，坐下之后只能看见她的下巴。我把腰挺直了一点。

医生拿起桌上的病历本，翻了几页。她的动作不快不慢，翻页的时候会用拇指沿着纸边划一下，像是在确认纸张的厚度。

“夏常安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她说。

“我知道。”

“她之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做过一些检查？”

“对。她去年查过，但没告诉我是具体什么情况。”

医生沉默了几秒。

“她去年查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她住院治疗。她拒绝了。”

“拒绝了？”

“对。她说店里忙，走不开。”

店里忙。

走不开。

她在忙着开店。忙着给老太太装盐，忙着给小学生留可爱多，忙着半夜给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泡面。忙着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人。

她没时间住院。

没时间治病。

没时间活着。

“医生，”我说，“你直接告诉我吧。什么问题？”

医生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这个动作很慢，像在给自己一点时间组织语言。

“夏常安的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转氨酶、胆红素、白蛋白，几乎每一项都不在正常范围内。影像学检查显示，她的肝脏有多发性占位。”

“占位是什么意思？”

“肿瘤。”医生说。“恶性的。”

恶性肿瘤。

肝癌。

这几个字我没有说出来，但它们已经在我脑子里了。像几颗钉子，被人用力敲进来，钉进脑浆里，拔不出去。

“到什么程度了？”我问。我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自己。

“发现得比较晚。”医生说。“肿瘤已经侵犯了主要的血管结构，伴有门静脉癌栓。从影像学上看，有肝外转移的迹象。”

“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能手术了。”

不能手术了。

这几个字比“恶性肿瘤”更重。

恶性肿瘤是一个病，可以治。不能手术了，是没有办法治了。

“那……还能怎么办？”

“我们会请肿瘤科会诊。可以考虑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控制病情进展，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期。

提高生活质量。

这些话我在电视里听过，在书里看过，在网上搜过。每一次看到，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治不好。意味着只是在拖时间。意味着——她不会好了。

“还有多久？”

医生看着我，没有立刻回答。她在犹豫。大概在想要不要直接告诉我，大概在想我能不能承受。

“如果治疗有效果的话，一到两年。”

一到两年。

如果治疗有效果的话。

如果没有效果呢？

我没有问。因为答案我知道。

“她本人知道吗？”医生问。

“知道。她去年就查过了。”

“那就好。”医生点了点头。“有些病人我们不敢直接告诉，怕他们接受不了。她自己知道，反而好办。”

好办。

好办什么？

好办怎么死吗？

我站起来，握了握医生的手。医生的手很暖，干燥的，有一种消毒水的味道。

“谢谢你。”我说。

“你劝劝她，尽快开始治疗。不能再拖了。”

“好。”

我走出办公室，门在身后关上。

走廊很长。白色的灯，白色的墙，白色的地。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很低。要下雪了。

我靠着墙，慢慢地蹲下去。

走廊里有人在走，有人在说话，有人在推着轮椅。声音很近又很远，像隔了一层水。

我蹲在墙边，把脸埋在膝盖里。

没有哭。

哭不出来。

回到病房的时候，夏常安正靠在床头，看着窗外。

她换了病号服。蓝白条纹的，很大，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肩膀上。头发散着，垂在脸侧，遮住了半张脸。早晨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薄薄的一层，像纱。

她听见我的脚步声，转过头。

“你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