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档案库没有窗户，但苏榆在墙上贴了一张画。
画是她自己画的。炭笔，白纸，画的是窗户。一扇开着的窗户，窗外是蓝天、白云、和一只飞得歪歪扭扭的风筝。风筝的线断了一截，在风里飘着，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画得不好，比例不对，透视全无，风筝看起来像一只被压扁的蝴蝶。但苏榆每次抬起头，看到这扇画在墙上的窗户，都会觉得屋子里亮了一些。
何书吏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扶了扶老花镜，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苏大人，这窗户画得不太像。”苏榆说：“像不像不重要，有就行。”何书吏又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拖着鞋底走了。但第二天，苏榆发现画旁边多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几个字——“风筝的线应该连在窗框上。”是何书吏的笔迹，字很小，挤在纸条的一角，像是不太好意思让人看到。苏榆笑了笑，拿起炭笔，把风筝的线画到了窗框上。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苏榆每天卯时起，子时睡。早上先烧一壶热水，泡一杯从清心茶庄买的雨前龙井——不是狮峰山的，是普通的雨前，她买得起。喝一杯茶，翻一个时辰的旧账，然后去户部食堂吃午饭。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但管饱。她每次都要两份青菜、一份米饭、一碗免费的例汤。汤是刷锅水味的，但热乎。吃完饭回档案库，继续翻账。下午何书吏会来送一次茶，顺便把她批注过的文卷归档。两个人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不说话。何书吏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苏榆也不是话多的性格。两个人坐在档案库的两头，各忙各的，偶尔抬头对视一眼，点点头，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晚上子时，苏榆吹熄油灯，躺在木板床上，看着墙上那扇画出来的窗户。月光照不进地下室，但她想象月光从画里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凉丝丝的，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抚过她的额头。她闭上眼睛，在心里把明天要查的账目过一遍，然后慢慢地沉入睡眠。
沈不言每隔几天来一次。有时候带馄饨，有时候带包子，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那么站在档案库门口，看她一会儿，然后走了。苏榆不知道他来做什么，也不问。他来，她就让他来；他走，她就让他走。有几次他来的时候苏榆正趴在桌案上睡着了，头枕着胳膊，手里还握着笔。她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但醒来的时候，发现肩膀上多了一件外衫。鸦青色的，从一品的官服。外衫上有一股淡淡的松木香，和沈不言身上的味道一样。
苏榆把外衫叠好，放在椅子背上。下一次沈不言来的时候，她没有提外衫的事，沈不言也没有提。但那件鸦青色的外衫一直放在那里，像一把空椅子，像一碗没喝完的汤，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永安六年的夏天过去了。苏榆在档案库里度过了三个月，完成了开国元年到开国二十年的账目初筛。她发现了一百二十三处异常，其中最大的三笔——一笔军费，一笔工程款，一笔赈灾银——涉及金额超过一百万两。她把这三笔单独列出来，做了一份简短的报告，通过沈不言呈给了皇上。皇上没有批复。苏榆不知道皇上是没有看到，还是在犹豫，还是看到了但不想管。她没有等，继续往下查。
秋天来了。户部衙门院子里的银杏树黄了，叶子落了一地，金灿灿的，像铺了一层碎金。苏榆从档案库出来的时候，偶尔会站在银杏树下看一会儿。风一吹，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手心里。她把叶子夹进正在查的那本文卷里，当书签用。后来她发现那本夹了银杏叶的文卷，打开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秋天的味道。不是霉味，不是酸味，是那种干燥的、温暖的、像是阳光晒过的味道。
冬天来得很快。十一月的第一场雪，京城白了。苏榆从档案库出来的时候，发现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雪，银杏树的枝头光秃秃的，挂着一串串冰凌。她缩了缩脖子，把官服的领子竖起来，快步走向食堂。食堂里今天熬了羊肉汤，热腾腾的，漂着一层红亮的辣椒油。苏榆喝了两碗，出了一身汗，回到档案库，继续干活。
何书吏在冬天犯了老寒腿，走路更慢了，沙沙的声音拖得更长。苏榆让他不要每天来送茶了，她自己可以上去倒水。何书吏不肯，说这是他的活，干了三十年，不能因为她来了就不干了。苏榆拗不过他，就每天早上帮他把暖水壶灌满，放在他伸手够得到的地方。
十二月的一天，苏榆正在翻阅开国二十五年的税赋账目，忽然听到档案库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沈不言的——沈不言走路很稳，不会急。是何书吏的？也不像，何书吏走路鞋底拖地，不会这么响。
她抬起头，看到青禾站在门口。
青禾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头上戴着毛茸茸的护耳，脸被冻得红扑扑的，手里提着一个食盒。她看到苏榆，眼眶一下就红了，嘴巴一瘪，像是要哭，又忍住了。
“榆姐儿，我来看你了。”
苏榆站起来，走过去，把青禾拉进档案库。青禾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两根冰棍。苏榆把她的手捂在自己手心里，搓了搓，哈了一口气。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问了好多人。”青禾把食盒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碗红烧肉、一碟炒青菜、一盆米饭，还有一小碗她最爱吃的桂花糖藕。“东家让我给你带的。他说你在户部辛苦，肯定吃不好。让我每个月来给你送一次饭。”
苏榆看着那些菜，看着青禾被冻红的脸和鼻子，看着她手指上因为提食盒勒出的红印。她端起饭碗，吃了一口。红烧肉还是回春堂的味道，甜口的，炖得软烂，入口即化。桂花糖藕还是青禾的手艺，糯米塞在藕孔里，蒸得透透的，咬一口，桂花的香和糯米的甜在嘴里化开。
“好吃吗？”青禾蹲在她面前，仰着头看她，眼睛里亮晶晶的。
“好吃。”苏榆说。
青禾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
她走的时候，苏榆把她送到户部大门口。雪还在下，纷纷扬扬的，像无数只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青禾撑着伞，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榆姐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苏榆想了想。“过年的时候。过年我回去看你们。”
“说话算话？”
“算话。”
青禾笑了，转身走进了雪里。红色的棉袄在白茫茫的天地间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红点，消失在街角。
苏榆站在雪地里，看着她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睫毛上，融化了，变成一滴一滴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雪水还是什么。
永安六年的最后一天，苏榆没有在档案库加班。
她锁了铁柜，整理了桌案，把炭笔放回笔架，把索引册摞整齐，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出了户部衙门。
街上到处是过年的气氛。家家户户门口贴了红色的春联，窗户上贴了剪纸窗花，有蝙蝠的、有鱼的、有福字的。小孩在街上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吓得路边的狗汪汪叫。空气里有火药味、炖肉的香味、和烧纸钱的烟火气。苏榆走在这些声音和气味中间，觉得自己像一滴水，融进了这条河。
她回了回春堂。陈鹤亭在门口等她，看到她从街那头走过来，老远就笑了。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石青色棉袍，头上戴着瓜皮帽，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青禾站在他身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新棉袄，头上扎了两个小揪揪，像个年画娃娃。铺子里的伙计们也都在，每个人都换了一身新衣裳，站在门口，笑呵呵地看着她。
“小榆回来了！”陈鹤亭喊了一声，铺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人去厨房端菜，有人去后院搬桌子，有人去柜台上拿酒。苏榆被他们簇拥着走进账房，发现账房也换了新颜——桌案上铺了一块新的蓝布，笔架上挂了几支新笔，墙角那盆文竹被移到了窗台上，晒到了太阳，长得更茂盛了。
年夜饭是在账房里吃的。一张大圆桌，挤了十几个人。菜是青禾和厨娘一起做的，有鱼有肉有鸡有鸭，摆了满满一桌。陈鹤亭开了一坛绍兴老酒，给每个人都倒了一碗。苏榆不会喝酒，但也倒了一小碗，端在手里，闻了闻，酒香扑鼻。
陈鹤亭端起碗，站起来。“来，大家敬小榆一碗。小榆今年为铺子做了大贡献，铺子的账目清清白白，全亏了她。以后小榆在户部当官了，大家也要记得，她是从咱们回春堂出去的。”
所有人都站起来，端着碗，看着苏榆。苏榆也站起来，端着那碗酒，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陈鹤亭憨厚的笑，青禾亮晶晶的眼睛，伙计们真诚的、不加掩饰的善意。她的眼眶热了一下，端起碗，喝了一大口。酒很辣，辣得她眼泪都出来了。但她没有放下碗，又喝了一口。第二口，不辣了。第三口，有点甜。
年夜饭吃了一个多时辰。散席的时候，苏榆坐在账房里，看着满桌的杯盘狼藉，看着伙计们三三两两散去，看着陈鹤亭被搀扶着回后院，看着青禾收拾碗筷的背影。她忽然觉得，这个年，是她穿越以来过得最好的一个年。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不是因为喝了什么，是因为——她有了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
守岁的时候，苏榆一个人坐在账房里，点着油灯，翻着回春堂今年的账册。不是工作，是习惯。油灯的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她的影子。影子坐在那里，安静地、耐心地一页一页翻着账册，像一个守夜的人，守着这个铺子，守着这个年。
窗外传来了钟声。不是寺庙的钟，是城楼上的更钟，一声一声，沉闷悠远，在夜空中回荡。子时了。永安六年过去了，永安七年来了。
苏榆合上账册，走到门口，推开账房的门。雪已经停了，院子里铺了一层银白色的月光。她站在门口，看着月亮。月亮是圆的，又大又亮，挂在天上，像一个银盘子。月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片清冷的光，把整个院子照得像白昼一样明亮。
“新年快乐，苏榆。”她对自己说。
然后她笑了。
大年初一，苏榆在回春堂吃过早饭，去了监察司。监察司衙门今天没有人，大门紧闭，门口的石狮子戴上了红绸子扎的大红花，看起来滑稽又喜庆。苏榆没有进去，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两朵大红花，然后转身走了。
她去了南城。永昌票号的那条街，今天很热闹。听雨轩茶楼开着门，清心茶庄也开着门，街上的行人比平时多，都穿着新衣裳，脸上带着过年的喜气。永昌票号的大门还是关着的，封条还在，金字招牌没有挂回去。苏榆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看了一会儿。她想起了赵仲和，想起了那间茶室，想起了那杯她没有喝的茶。赵仲和死了半年多了。他的家人怎么样了？他的儿子赵元朗，那个花三千两银子捐的官，还在任上吗？苏榆不知道。她只知道，赵仲和死之前在她耳边说了“焦南”两个字。这两个字，改变了整个案子的走向。而赵仲和，再也没有机会喝他的明前龙井了。
苏榆转过身，离开了那条街。
下午，她去了西山。西山在京城西郊，骑马要一个时辰。苏榆骑了一匹从户部借的马，慢慢地走。路两旁的树光秃秃的，枝干黑黢黢的，像一根根手指伸向灰蒙蒙的天空。远处有寺庙的钟声，一声一声，沉闷而悠远。
西山别院在一座小山丘上，从山脚就能看到院墙。墙是灰白色的，不高，但很长，一直延伸到山丘的另一头。院门口没有守卫，只有一把大锁锁着门。锁是新的，铜的，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
苏榆站在门口，看着那把锁。她不知道荣王自缢在哪间屋子里，不知道他用的什么绳子，不知道他死之前想了什么。她只知道，这扇门里面，曾经关着一个人。这个人偷了七百多万两银子，养了一万多私兵，造了四十多艘战船，差点颠覆了整个王朝。但他也画了一幅未完成的山水画，喝了她没喝的茶，说了一句“你会后悔的”。然后他死了。
苏榆站在西山别院门口，站了很久。山风从远处吹来，吹得她的衣袍猎猎作响。她抬起头，看着那扇灰白色的门，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王爷，我不后悔。”
然后她转身下山了。
大年初七，户部开印。苏榆回到档案库，发现何书吏已经在了。他坐在自己的桌案后面，面前摊着一本新年的日历，正在用毛笔在每一个日期下面写备注。看到苏榆进来，他抬起头，扶了扶老花镜，说了一句：“苏大人，新年好。开国二十六年的账册，我给您放在桌上了。”
苏榆看了看桌案，果然多了一摞新的文卷。她坐下来，翻开第一本，拿起炭笔，在新年的第一页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永安七年正月初七，开国二十六年账目核查开始。”
何书吏从暖水壶里倒了一杯茶，放在苏榆桌角。“苏大人，喝茶。”
苏榆抬头看着他。他佝偻着背，老花镜架在鼻梁上，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他的手端着茶杯，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凸起。
“何书吏，您在这做了多少年了？”
何书吏想了想。“三十年。开国三十年来的，到现在。”
三十年。苏榆在心里算了一下。何书吏来户部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眼睛也花了。他把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这间没有窗户的档案库。
“何书吏，您不觉得这里闷吗？”苏榆问。
何书吏把茶杯放在桌上，看着苏榆，看了几秒，然后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被风吹皱的菊花。
“苏大人，有您在，不闷。”
苏榆愣了一下，然后弯了弯嘴角。她低下头，翻开账册，继续查。
正月的某一天，沈不言又来了。他穿着一件新做的石青色棉袍，腰间系着一条白玉带，看起来比平时更清瘦了一些。他的气色比去年好了很多，眼底的青黑淡了，嘴唇也不再干裂，像是这个年过得不错。他站在档案库门口，看着苏榆。苏榆正趴在桌案上，面前摊着一本账册，炭笔在纸上飞快地划着。
“苏大人，”他开口，“新年好。”
苏榆抬起头，看到他，笑了一下。“沈大人，新年好。您今天怎么有空来？不用走亲戚？”
沈不言走进来，在苏榆对面坐下——那把椅子还放在那里，从去年夏天放到今年春天，没有人坐，也没有人搬走。他看了一眼桌角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又看了一眼苏榆手指上被纸张割出的细小伤口。
“我母亲想见你。”他说。
苏榆手中的笔停了。
“你母亲？”
“镇国大长公主。”沈不言说，“皇上的姑母。”
苏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脑子里只有一句话——镇国大长公主。那是皇帝的姑母，沈不言的母亲。一个从一品大员的母亲，要见她这个正六品的小主事。为什么？
“她听说了永昌票号案的事，”沈不言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想见见那个看懂账册的人。”
苏榆沉默了片刻。她没有拒绝的理由。镇国大长公主是皇室长辈，沈不言的母亲，于情于理，她都应该去拜见。但她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紧张，不是害怕，是一种更复杂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命名的东西。
“什么时候？”她问。
“今天。申时。”
苏榆看了看窗外的天——档案库没有窗户，但她记得进来的时候是午时刚过。“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够你换身衣裳了。”
苏榆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官服。正六品的青色袍子，袖口磨出了白边，领口有一块洗不掉的墨渍。这个样子去见一位大长公主，确实不太合适。
“我回回春堂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