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铭牺牲多久了？”我问。

“十五年。”孟怀泽说。

十五年。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于铭死的时候二十六。如果活着，今年四十一。比我大三岁。

“那林溪——”我开口。

孟怀泽看了我一眼。这次他没有说“别问了”。

“你知道多少？”他问。

“不多。”我说，“就知道有这个人。战友们说她是他喜欢了一辈子的人。”

孟怀泽沉默了一会儿。

“于铭给她留了一封信。”他说。

我的手顿了一下。

“他出任务之前写的，锁在宿舍的抽屉里。牺牲之后，部队整理遗物，发现了，周远和赵城带着信，去找了她一趟。”

“她收到了？”

“收到了。”孟怀泽说，“收到信的当天，她知道于铭牺牲了，也知道于铭喜欢她了。”

同一封信。两个消息。一个是死，一个是爱。

哪个更重？

我不知道。

“那她现在——”

“在京城周边。”孟怀泽说，“一所靠海本科大学当教授。数学系。”

数学。

我在脑子里拼凑这个人的轮廓。一个学数学的女人，十五年前收到一封信，从此知道有一个人用一辈子喜欢了她，而那辈子只有二十六年。

“她后来……”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她还好吗？”

孟怀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说了一句。

“她很优秀。”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应该已经凉了，他不在乎。

“她不知道这个纪录片的事。”他说。

我愣了一下。

“没人告诉过她。”孟怀泽说，“不是故意瞒着，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准备拍于铭的故事，你方便接受采访吗？’你让她怎么回答？”

他没有等我接话。

“何况，”他说，“她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六个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连个响动都没有，就那么沉下去了。

“她和你一样大。”孟怀泽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

“于铭牺牲那年，你们都二十三。那时她还没本科毕业。”他说，“十五年过去了，今年你们都三十八。”

三十八。

我今年三十八。

一个三十八岁的，浑浑噩噩的，连个像样作品都没有的导演。

另一个三十八岁的，大学数学教授。十五年前收到一封信，人生从此拐了一个弯，拐了十五年，还在原地。

“所以你别去找她。”孟怀泽说，“这不是命令，是请求。她好不容易活了十五年，别去掀那个盖子。”

我没有说话。

我想起他刚才说的那句话——“她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一个学数学的人，应该最懂“无解”这个词的意思。

但她用了十五年，还没学会接受那个无解。

或者说，她学会了，只是不想走出来。

“这个纪录片，”我听见自己说，“我会拍好的。”

孟怀泽看着我。

“不是为了交差。”我说。

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

那个头点得很轻。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等了十五年的点头。

我开着车往回走。三个半小时的路程，天从亮开到黑。

脑子里反复转着几个数字。

二十六。二十三。三十八。十五。一封信。十七分钟。

还有孟怀泽最后说的那句话，不是关于林溪的，是关于于铭的。

“他走的那天，本来不该他飞的。有个战友家里有事，他替的班。”

替班。

他替别人去死。

他也不知道他会死。

他爱了一个姑娘一辈子。

那姑娘现在三十八了。

跟我一样大。

她不知道有人在拍于铭的故事。

她不知道有人在找她。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是在一个数学系的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地教课、算题、活着。

十五年了。

车窗外面，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

我在想，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让一个人十五年都走不出来。

让一个人连“有人要拍纪录片”这件事，都没人敢告诉她。

我也想不出来。

但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纪录片，不是为了告诉别人于铭有多伟大。

是为了让于铭自己，终于能说一次话。

用他的方式。

安安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