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陈家的第三年，惟月早已经彻底摸清了这座大宅里的生存法则。

陈妈妈是好哄的。要买什么、想做什么，只要态度好、理由充分、嘴甜一点，基本有求必应。陈爷爷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偶尔回来一趟，对孙辈们都是一视同仁地和蔼，发给她的红包和发给陈廷禧的一样厚。陈爸爸是个读书人，整天埋在书房里写写画画，存在感约等于零。

整个陈家最难对付的，只有陈廷禧一个人。

他对她的态度始终吊诡。有时候像个真正的哥哥，下雨天会多带一把伞给她，看到她在院子里被蚊子咬了会扔过来一瓶花露水，她考试考砸了他会嘴上刻薄几句然后亲自给她补课。有时候又像她的天敌，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法子折腾她——她越怕什么，他越来什么。

比如她怕黑，他就趁停电的时候把她骗到地下室说里面有宝藏，然后从外面把门锁了。

她在地下室里蹲了十五分钟，没有喊叫，没有拍门。等佣人发现不对劲放她出来的时候，她脸色煞白，嘴唇都在发抖，但没有掉一滴眼泪。

她一言不发地回房间，锁了门。

那天晚上陈廷禧来敲门，敲了很久。她没开。门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个压得很低的声音：“喂，别生气了。下次不关你了。”

她背靠着门板坐在地上，抱着膝盖，还是没理他。

门外的声音又响起来，这回带了点罕见的退让：“真生气了？明天带你去骑马，行了吧？”

她把脸埋进膝盖里，闷闷地回了一句：“骗子。”

“不骗你。”

第二天一早，她打开房门，门口放着一盒她最爱吃的草莓蛋糕，还有一张便签，上面只有两个字：赔礼。

字迹潦草，一看就知道出自谁的手。

她蹲下来把蛋糕拿起来，看了看那张便签，唇角不自觉地翘了翘。

骑马的事，他到底还是兑现了。虽然全程都在嘲笑她上马的姿势像只翻壳的乌龟，但当她第一次策马小跑起来、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句“慢一点”，声音里有一点她从未听过的紧张。

她装作没听见，夹紧马肚跑得更快了。

十三岁那年春天，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说是大事，其实和她没有直接关系。但后来的许多年里她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一年是很多事的开始。

陈家的三叔死了。

陈三叔是陈爷爷最疼爱的小儿子，没有孩子，一直把陈廷禧当亲生儿子培养。他为人豪爽大方，是陈家几个长辈里惟月唯一不害怕的一个。每次他来家里，都会给她带礼物，有时候是一盒巧克力，有时候是一个从国外带回来的小玩意儿。他喜欢揉她的头发，叫她“小月亮”。

葬礼那天，陈家来了很多人。惟月穿着黑色的裙子，跟着陈妈妈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面孔陌生的宾客轮番上前鞠躬。空气里满是香烛和菊花的气味，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她注意到一件事：陈廷禧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

她问陈妈妈，陈妈妈说哥哥有工作被爷爷派去出差了，赶不回来。她看着陈妈妈说这话时微微泛红的眼眶和避开的目光，没有继续追问。

但她知道这不是真的。

因为她在灵堂外面听见了两个佣人的窃窃私语。

“听说三爷是被……”

“嘘！你不要命了！”

后面的话被压了下去，但那半截句子已经足够让她的脊背窜上一阵凉意。

她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安安静静地走回了自己的位置，继续扮演那个不知情的小女孩。

葬礼结束后，陈家的气氛明显变了。陈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好几天不出门，陈妈妈瘦了一大圈，家里进进出出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地低声交谈着什么。

惟月敏锐地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她本能地缩得更小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缩小，而是存在感上的。她乖乖上课，乖乖吃饭，不主动和任何人说话，像一只竖起耳朵的兔子，时刻警惕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这种警惕，有一半是被陈廷禧的失踪唤起的。

他已经将近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学校那边请了假，公司那边说是出差，手机打不通。

别人或许不在意，但惟月心里很清楚。这个家，真正让她觉得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的那根支柱，是陈廷禧。虽然他欺负她的时候毫不手软，可只要有他在，这个偌大的陈家就不那么像一个精致的笼子。

现在他不见了。

她开始在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他到底去了哪里，三叔的死和他有什么关系，那些佣人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深夜，她又一次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祠堂。

陈家老宅的祠堂在院子的最深处，平日里无人踏足，只有逢年过节或者有人受罚的时候才会用到。她记得上个月陈廷禧因为顶撞爷爷被罚跪祠堂，她被派去给他送饭，发现他在佛像后面铺了个软垫，躺着打游戏。

她蹑手蹑脚地下床，披了件外套，在黑暗中推开房门。

陈家大宅的走廊在夜里安静得瘆人。她的脚步落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跳上。她穿过花厅，穿过回廊，推开祠堂沉重的木门。

门开了一条缝。她侧身挤了进去。

祠堂里比外面更黑，香烛早已熄灭，只剩下经年累月的檀香味弥漫在空气里。她摸索着绕过供桌，绕到佛像后面。

那里躺着一个蜷缩的身影。

他靠着墙根坐着，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领口敞着，头发乱得不成样子。借着从雕花窗棂漏进来的月光，她看见他手臂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有洇开的暗色——那是血。

她的脚步顿住了。

陈廷禧没有睡着。从她推门那一刻起他就醒了，只是懒得动。此刻他微微侧过头，在昏暗中看清了来人。

“怎么是你？”

他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喝过水。但语气里没有惊讶，也没有怒意，只是平静得不像话。

“你为什么在这里？”她蹲下来，压低了声音。

“受罚。”他简短地回答，似乎不想多谈。

她打量着他。那绷带不止手臂上有，透过敞开的衬衫领口，可以看见他胸口也缠着同样的白纱，甚至隐约有血色从最外层渗出来。这哪里是受罚，这分明是被打了。

“谁打的？”她脱口而出。

他没有回答。沉默了片刻，忽然反问：“你不怕？”

怕什么？她当然知道他的意思。陈家上上下下都传遍了，虽然不是明目张胆地传，但那些窃窃私语足够让有心人听明白——是他亲手追上了三叔，是他开的枪。

“怕什么？”她把问题抛了回去。

他的嘴角牵了牵，分不清是笑还是嘲：“你没听说？是我杀了他。”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实。但惟月注意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她沉默了一会儿。不是被吓到了，而是在想该说什么。

然后她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几包零食，是那种小卖部里买的便宜货——薯片、辣条、一包咸鱼糕。她把它们一股脑地堆在他面前。

第二件，她在一堆零食里翻翻拣拣，最后撕开那包被他嫌弃地推到一边的薯片，开始认认真真地数数。

“一、二、三……”

他皱眉看着她。

“……十三、十四、十五。”她数完了，然后把大部分薯片推到他面前，自己只留了一片。

“喏。总共十五片，你十三片，我两片。本来想给你十四片的，但那个、那个……”她指了指地上，“刚才有一片掉地上了，脏了，不能吃。”

她抬起头，月光映着那双鹿一样的眼睛，清澈透亮，没有恐惧，没有嫌恶，只有一种笨拙而认真的讨好。

“哥哥吃饱了，就不会欺负我了吧？”她说。

陈廷禧没有说话。

他看着她推过来的那摞薯片，看着地上那一片孤零零的沾了灰的碎片，再看着她把自己那两片薯片捏在手心里像珍宝一样小口小口啃着的样子。

他忽然很想笑，又想叹气。

这个傻丫头，以为他在计较几片薯片？以为他会在乎她吃得多还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