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棍递过来的时候，俞栖迟的手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十根手指上有六根的指甲已经翻起来了，指甲和肉之间夹着黑灰和半凝固的红，一条一条蚯蚓一样的黑红色痕迹爬过她的掌心和手背。俞栖迟不知道自己刨了多久。时间在废墟上没有意义。

天色昏暗，手表碎了，手机不知道丢在了哪里，俞栖迟只有一个模糊的、关于“已经过去了很久”的感觉，那感觉来自肌肉——她的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每一次挥动手，都像是有人在她的肩关节里塞了一把碎玻璃。

“用这个。”

一个声音说。

从俞栖迟旁边很近的地方传来的，她能感觉到那个人说话时带起的气流拂过她被汗水浸湿的脖颈。那声音沙哑、粗粝、像两块砂纸在互相摩擦。

俞栖迟转过头，看到一张同样破碎的脸。

那个人的手里握着一根木棍——不，不是木棍，是一块被从门框上拆下来的、约莫手臂粗细的长条木头，一端被砸裂了，裂开的木刺像一把不规则的、张开的扇子。

那人把木棍递过来，握棍的手在发抖，手臂是直的，没有缩回去。

俞栖迟张了张嘴，想说“谢谢”，她不确定那个声音有没有从她的喉咙里挤出来。她接过了木棍。木棍的表面粗糙、扎手。她的手指握住木棍的时候，那些翻起的指甲又被压了回去，她感觉到一阵尖锐的、像针扎一样的刺痛，但那痛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然后就又被身体关掉了。

木棍比手好用，虽然每一次撬动碎砖的时候，俞栖迟的肩膀都会发出“咔”的一声。

那根木棍在俞栖迟手里越来越重，重到每撬一下，俞栖迟都要停下来喘两口气，喘气的时候，嘴里全是灰尘，喉咙内壁全是细小伤口，每一次吸气都像在往伤口上撒盐。

不知道过了多久，俞栖迟摔倒了。她的腿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软了，像抽去骨头。她整个人往前栽，膝盖磕在一块碎砖的棱角上，磕进去的时候她感觉到一阵钝痛，从膝盖骨一路蹿到大腿根，整条腿就麻了。

俞栖迟坐在废墟上，手里还握着木棍。她想松开手指，但手指不听使唤了。

她低头看了看，木棍和她的手掌粘在了一起。

俞栖迟扯了一下。没有扯开。又扯了一下。皮肤被撕开的声音很小，小到她几乎听不见，但一阵从手掌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尖锐的、持续的疼痛，告知俞栖迟，扯开了。

俞栖迟抬起头，想确认时间。天空还是暗沉沉的。那艘飞艇不见了。

一个老人骑着自行车从废墟的缝隙间穿过来。那辆自行车歪歪扭扭的，车架上的漆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生锈的铁色，后轮有点瘪，骑起来的时候一颠一颠的。车后座上绑着一张粘在纸板上的白纸，纸上的线条用三种不同的颜色笔画的。

线条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洇开了，变成一团一团模糊的色块。老人左手扶着车把，右手举着一个纸做的喇叭。一张硬纸板卷成的圆锥形，边缘用胶带缠了几圈，简陋的喇叭。他把喇叭举到嘴边。

“离开这里！”他喊，声音从纸喇叭里传出来，变得沙哑、沉闷，废墟上每个人的声音都是沙哑、沉闷的，“这里随时都有危险！去城中心的体育馆，或者最近的公园！往这个方向——”他腾出一只手指了指车后座上的那张白纸，“地图在这里，我们只能找到这么多了。”

人们看着他。废墟上所有还站着的人都在看他。

那个骑在歪歪扭扭的自行车上的老人。他的自行车放慢了速度，在碎砖和瓦砾之间颠簸着、摇晃着，随时会散架一样，缓慢地穿过了那片被炸平的街区。

有人开始跟着他走。一小部分。那些人从废墟上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灰，拎起脚边能拎的东西，或许是一个布袋、一个水壶、一件卷起来的外套，然后跟在那辆自行车的后面，一个接一个。

他们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废墟的拐角处，被半塌的楼体和堆积如山的碎砖挡住了。

剩下的人没有走。他们站在原地，站在废墟上，站在那辆自行车消失的方向和被炸平的街道之间，站在“走”和“不走”之间的那个沉默的，既不属于这边也不属于那边的灰色地带。

刻薄的咒骂声从死寂的废墟里突兀地钻出来，撕开这片压抑的沉默。有人扶着残破的断墙，脸色灰败，眼底是濒临崩溃的焦躁与不甘，冲着渐行渐远的自行车背影嘶吼。

谩骂声混杂着疲惫的喘息，带着绝境里无处宣泄的戾气。他们不肯挪动脚步，固执地守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

俞栖迟站在留下的人中间。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玛莎姑妈、卢卡斯、埃弥特去哪找我？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它涌到喉咙口，噎住了她的呼吸。

俞栖迟想起一个童话故事，关于一只每天跑到山坡上等待主人的动物，等了很久，主人没有回来，但它每天去。山坡上的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它的毛色从棕变成了白，它走不动了，就趴在山坡上等。它不知道主人不会回来了。它只知道等待。她笑了。

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不到一秒，然后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俞栖迟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顺着脸颊上的灰尘往下淌，在灰白色的尘垢上冲出了两道河床一样的痕迹。

俞栖迟只感觉到脸上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流，痒痒的，温热的。她抬起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的血和眼泪混在一起，在她脸上抹出了一道暗红色的印记。俞栖迟站起来。

“还有人吗？”

一个声音从废墟的另一头传过来。那声音颤抖。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一堆倒下的混凝土块上，手里拿着一块还算完整的硬纸板，纸板上用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炭笔写着几个字——字迹潦草得几乎看不清，但能辨认出“北”“食物”“水”这样的碎片。

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头发被烧焦了一截，发梢卷曲着，像干枯、一碰就碎的草。她的额头上缠着一块布条，布条曾经是洁白，现在红色，红色并不鲜艳，是一种暗沉沉的红，用最容易找到的染料。

“我叫安德里，”年轻的男人说。他的声音在说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突然卡了一下。他清了清嗓子，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我叫安德里。这里应该是……”

他低下头看了看脚下的废墟，又抬起头看了看四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建筑轮廓，像是在努力地从那些骨架中，辨认出他曾经熟悉的某条街、某个路口、某个转角处的面包店或者邮局。

“这里是米尔顿的西区，”年轻的女人说，尽管她已经用最大声音，但是，无边的荒寂吞没了它，“大约在火车站……火车站的西边。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