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音乐突然变了——原本喧闹的流行乐骤然停下，换成一段节奏轻快、带着挑逗意味的电子乐。

一群戴着白色兔耳朵、穿着黑色丁字裤的女孩从侧幕走出，踩着节拍在场地中央跳起舞来。

爸爸说到这里，眉头锁得更紧，语速也慢了下来，像是在回想一段不愿提及的画面：“我当时就愣住了，一下子明白瓦佳说的‘特色’是什么意思。”

高健忍不住笑：“安叔叔当时脸都白了，我悄悄碰他，说实在不行找个借口溜，可瓦佳一直盯着我们，根本没机会。”

更让人意外的是，舞蹈跳到一半，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突然停下，拿起话筒用柔美的俄语高声宣布：“朋友们！今天是我们尊贵的中国朋友安的生日！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最热烈的祝福！”

“瓦佳当时高兴得直接站起来，拍手喊好，乐队键盘手立刻即兴弹起喜庆的前奏。”高健边说边模仿当时的场景，“全场人都跟着起哄，气氛一下子到了顶点。”

紧接着，发生了让爸爸最尴尬、也最难忘的一幕。

几位“兔女郎”笑着围过来，以爸爸为中心围成一圈继续跳舞。

全场大约两三百位客人，不管认不认识，都在瓦佳带领下，用俄语齐声唱起了生日歌。

“那不是我们平常唱的生日快乐歌。”爸爸回忆到这里，揉了揉额角，脸上还带着几分难以言喻的窘迫，“是一首苏联时期很流行的生日祝酒歌，旋律欢快又冗长，歌词特别长，足足唱了一两分钟。所有人一边唱一边拍手，声音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高健点点头补充：“那首歌节奏感很强，大家唱得特别投入，拍掌声整齐划一，整个大厅全是啪啪的声响，还有人吹口哨欢呼。”

你知道吗？

那些女孩除了头上的白色兔耳朵和下身的丁字裤，身上没有其他衣物。

光洁的皮肤在彩色射灯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她们跳舞时离爸爸特别近，近得能闻到身上浓郁的香水味。

你能想象爸爸当时有多尴尬吗？

一个在国内规规矩矩、连酒吧都很少去的人，突然被一群衣着暴露的陌生女性围着跳舞，还被几百人围观起哄，那种无措和窘迫，简直比当众被泼冷水还要难受。

爸爸后来跟我们说，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当地朋友出于好意，想给他过一个最热情、最特别的生日，没有半点恶意。

可理智上明白是一回事，情感上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那几分钟感觉比几个小时还漫长。”爸爸苦笑着对妈妈说，“我脸上的笑容完全僵住了，嘴角都快咧到耳根，手心却一直在冒汗，后背衬衫都湿透了。我既不能扫兴打断大家，又实在融不进去，像被困在一个光怪陆离的罩子里，外面的热闹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说，瓦佳一直举着他的手，跟着音乐大声唱，兴奋得满脸通红，啤酒沫都溅到他衬衫上。

他只能僵硬地笑着，时不时点头，嘴里机械重复着“谢谢”，明知道在嘈杂环境里，根本没人听得懂，也没人在意。

歌唱完，瓦佳带头欢呼，举起满满一杯伏特加，要求爸爸干了这杯“寿星酒”。

“我当时想着，不能给中国爷们丢脸，就硬着头皮喝了。”爸爸说，那杯酒格外烈，下肚像一团火在烧，喉咙和胃里都火辣辣的，可他还是强撑着露出笑容。

本以为喝完能喘口气，没想到瓦佳又提议，让“寿星”享受一点“特别待遇”——他指着其中一位女孩，示意她爬到餐桌上，单独给爸爸跳一支舞。

爸爸说他当时脑子“嗡”的一声，立刻摆手拒绝，语气近乎强硬。

高健见状，赶紧用流利快速的俄语跟瓦佳交涉了很久，语气严肃又诚恳。

“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能看到高健指了指手表，又指了指门外。”爸爸看向高健，眼神里满是感激，“后来高健告诉我，他跟瓦佳说，中国有个很重要的传统，生日后半程必须和家人一起过，否则不吉利，会影响一整年运势。”

瓦佳一开始不太理解，皱着眉和高健争论了几句，最后大概是被高健认真的态度打动，也真的想尊重中国习俗，终于摊摊手，大笑着拍了拍高健的背，没再坚持。

“那天晚上，我和高健借着这个‘中国传统’的理由，才算得体地提前离开了那里。”爸爸说，出门后哈尔科夫的晚风一吹，他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后背的冷汗被风一吹，凉丝丝的格外舒服。

“他们其实没有一点恶意，反而觉得这是对客人最热情的招待。”妈妈听完笑着摇头，眼里带着几分了然，“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瓦佳也是一片好心。”

哈哈！

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特别好笑？

谁能想到，爸爸的三十四岁生日，会在哈尔科夫经历这样一场“惊魂夜”？

更有意思的是，回到基辅之后，某天晚上吃完饭，高健居然还兴冲冲地拉着爸爸，说要带他去看脱衣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