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爸爸的三十四岁生日。

他原本要带着高健去CBC公司参加一场重要的商务会谈，出门前还揉着我的头发，温柔地说：“然然乖，等爸爸谈完正事，咱们一家人去哈尔科夫最有名的餐厅吃大餐。”

我和妈妈提前赶到餐厅时，夕阳正把苏梅斯卡亚大街的石板路染成一片暖金。

餐厅是典型的乌克兰风格，木质门框上雕着繁复花纹，推开门，水晶吊灯把细碎的金光洒在亚麻桌布上，像撒了一把星星。

妈妈特意选了三楼靠窗的位置，从这里正好能看见CBC公司那栋白色小楼，静静立在浓密的绿荫里，像一艘泊在林海中的潜水艇。

“爸爸说六点整回来。”我第无数次低头看腕上的米奇手表，指针稳稳指向五点四十七分。

我小心翼翼把系着蓝丝带的礼物盒摆正，让印着“全世界最好的爸爸”的那一面朝外——那是我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买的钢笔，笔帽上还刻着爸爸的名字。

餐厅角落里，一位乐手正在调试班杜拉琴，舒缓的乌克兰民谣缓缓流淌，像山涧清泉一样温柔。

妈妈伸手摸了摸我的辫子：“谈判顺利的话，爸爸说不定会带着香槟过来，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五点五十九分。

侍者推着小推车走来，点燃了蛋糕上的数字蜡烛，“3”和“4”两个金色数字在渐浓的暮色里轻轻跳动，像两簇小小的暖火。

我趴在窗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CBC公司的小白楼。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正好打断了班杜拉琴温柔的旋律，像是一块平滑的丝绸被轻轻撕开。

妈妈接起电话，只是低声“嗯”了几声。

挂断后，她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布上绣的玫瑰纹路，指尖用力得都陷进了布面里。

“CBC的合作方准备了欢迎晚宴。”妈妈的声音很轻，“爸爸让我们……先吃蛋糕吧，不用等他了。”

我顺着妈妈的目光看向对面的玻璃窗，里面映出我小小的身影，正一点点沉进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里。

侍者走过来轻声询问，要不要加热桌上的红菜汤，妈妈轻轻摇了摇头。

我这才发现，蛋糕上那个“3”字蜡烛已经烧得弯了腰，红色蜡泪顺着烛杆慢慢滑向奶油做的矢车菊，在雪白的奶油上晕开一小片红，像不小心滴落的眼泪。

窗外，CBC小楼的窗户一盏接一盏亮起暖黄的灯。我趴在窗台上数着，心里一遍遍想：哪一盏灯后面坐着爸爸？他有没有想起，我和妈妈还在等他？

在哈尔科夫最有名的餐厅里，我们吃了一顿寡淡无味的晚餐。红菜汤的酸甜少了往日的醇厚，烤鹅腿干涩难咽，连我最爱的蜂蜜蛋糕，都甜得发腻。

那盒没送出去的钢笔，被我紧紧抱在怀里，蓝丝带都被攥得发皱。

晚上回到酒店，我一直等到睡着，都没见到爸爸的身影。

第二天早餐时，我才看见爸爸和高健坐在餐厅圆桌旁，两人眼底都带着淡淡的疲惫，聊起昨晚的经历，脸上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我和妈妈静静听着，听他们讲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日“惊喜”。

原来，合作方CBC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瓦佳，在谈判间隙从高健口中得知当天是爸爸生日后，立刻拍着胸脯说：“安，这可是大日子！必须好好庆祝！哈尔科夫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公司自营的CBC餐厅，今晚我做东，给你办一场难忘的生日宴！”

“瓦佳当时特别热情，拉着我的手说就是吃个饭表心意，不谈工作。”爸爸喝了一口咖啡，苦笑着说，“想着后面还要合作，不好薄人家面子，我只能答应了。”

可谁也没想到，瓦佳口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根本不像一家正经餐厅。

“没有包间，就是一个巨大的大厅，灯光很暗，只有舞台上方亮着几盏彩色射灯。”爸爸回忆着，眉头不自觉皱起，“大厅摆着十几张长条木桌，几乎坐满了人，大多都是男士，女人很少。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巨大的啤酒杯和烤肉串。”

高健在一旁补充：“空气又热又闷，混着麦芽香、烤肉油香、烟草味，还有男士香水的味道，几种气味搅在一起，闻着特别冲。”

他们一落座，瓦佳就叫来侍者，直接点了几瓶伏特加和一扎扎鲜啤。

他把酒杯倒得满满当当，举起来大声说：“今天不谈工作！安，你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更是寿星，我们只喝酒，只庆祝！”

爸爸说，他当时心里就隐隐不安。

他知道乌克兰商务宴请常以酒拉近距离，但这样跳过寒暄直奔喝酒，还是让他措手不及。

酒过三巡，桌上空瓶越堆越高，大厅气氛也越发喧闹，男人的笑声、碰杯声、呼喊声混在一起，几乎盖过背景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