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来得很慢。

广州的蝉叫得比往年迟，但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从天亮叫到天黑，从天黑叫到天亮。

席韶月大四了，需要开始实习。

父亲给她来信，上海的中西女学要聘□□，他已经托人说了。

信末附了一行小字：“你哥哥说了你要实习，我看了良久，这个很适合你，回来吧。”

席韶乐斟酌良久，她认为上海现在也是一个激荡的地方，而且她家在上海，人脉不少，有利于她开展工作。

在争得上级同意之后，她准备动身前往上海，临走前，她去了师范大学，想找一趟剑秋。

自七一五后，两人就再未见过，韶乐多次寻找，也只有她不在校的消息。

她也托韶天查过，韶天查了广州，查了武汉，查了上海。

清党的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处决的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收监的名单里也没有。

“没有名字是好事。”韶天说。

席韶乐点了点头。

没有名字是好事。

两人都知道，有些人的名字从来不会被写进任何名单。

他们虽心怀天地，但某刻又如同蜉蝣，像雨地里被冲走的红头绳，像紫荆花瓣环环落在泥地中。

但兄妹两人都不敢想象另一种可能。

韶乐回到了上海。

中西女学在租界里，红砖楼房，草坪剪得整整齐齐。

她教国文和历史，穿素色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一个髻。

学生都是家境殷实人家的女孩，学英文，学钢琴，被教导做一个体面的太太。

但她教她们读《左传》，读《史记》，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她从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眼中另一种另一种光芒，一种希望把她们培养成淑女的父母所不希望有的光芒。

她们安静地听着，笔记本上记着重点，考试的时候一字不差地默出来。

她还兼任大夏大学的助教，每周去两次，辅导西洋史。

大夏的学生和女学的更有些不同，她们像被刺破云层的阳光所照耀到一样。

他们会在课后围着她问问题，问法国大革命，问美国独立战争，问英国的宪章运动。

他们和当年的沈静山，席韶天一样，问“中国会有宪章运动吗?”

她说，中国有中国的路。

她把沈静山的信放在铁盒子里，铁盒子放在枕头底下。

自他北伐后，每一封信，她都一遍一遍的读，折好，放进去。

信封上的邮戳越来越北。

信越来越短。有时候只有一行字。有时候只有两个字：安。勿念。

直到七一五后，她再也没有收到过来信。

但她任然坚持写信，因为她希望再次见到他时，她能给他分享这段时间她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她写上海的梧桐树，写中西女学草坪上的蒲公英，写法租界秋天的时候有卖糖炒栗子的，铁锅里的沙子炒得沙沙响。

她从不写想念。但每一封信的结尾，她都轻轻画上一朵茉莉花。

夜深的时候，她有时候会想起广州。

想起那条跑回来的小巷。

想起秦剑秋掌心的茧。

想起韶天在餐桌上与她争锋相对，其他人打着圆场。

想那几个哥哥给她带的杏仁饼，核桃酥。

想他。

而在白天。

她便假装一切都很好，照例去教书，去吃饭，去裁缝店。

中西女学的□□们常去那家店，是在霞飞路背后一条小弄堂里，门面不大，裁缝是个宁波女人，手艺好，嘴也严。

席韶乐想做一件新棉袍，旧的这件袖口磨出毛边了，上课时抬手写板书，毛边就露出来，不太像样子。

裁缝店进门是店面，墙上挂着各色料子，柜台上摊着软尺和划粉。

再往里走有一道布帘，布帘后面是暗间，给女客量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