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剑秋正在咽面，别过头去，好一会儿才转回来，眼睛微微泛红。

第二天早晨推开门，门缝下面的青石板上躺着一只牛皮纸包。

没有署名，没有便条，只写着“席韶乐收”。她拆开，里面是一条丝巾。

真丝的，藏青色底子上织着极细的银灰暗纹，对着光才能看清——茉莉花苞。

她站在门廊上想了很久，猜不出是谁。

她把丝巾叠好放进衣柜，写信去问哥哥，信里韶天说不是他送的。

又隐晦的提到静山现在随独立团正在北上，他战功卓越，请她不要担心。

韶乐稍稍放下心来，不过这也就是说，这个丝巾不可能是正在前线的他送的，不是他不是哥哥。

韶乐一头雾水，不过也许有一天真相会在不经意间被揭晓。

静山和韶天都在北伐，已经许久不回来了。

韶乐在广州，在暗淡中，1927来了。

1927年的广州没有春天。

四月之前木棉花还照常地开，照常地落，啪嗒一声砸在青石板上，闷闷的。

四月十二日之后，花还是落，但街上的颜色变了——骑楼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墨迹未干，被雨水洇开，淌下黑色的细流。

水洼是红的，浓的，雨点砸进去溅起来的不是水花，是更深的红。

上海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在黄埔内部以及广州各大团体引起轩然大波。

席韶乐也愤怒至极，但她守着静山的嘱托，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出头。

于是她秘密联系地下组织，以偶尔从席韶天处的得知为由，联系各组织连夜紧急转到地下。

四一五开始，在广州的清洗活动也开始了。

大规模逮捕持续数天，被捕人数超过五千人。

席韶乐是从学校回小洋楼的路上。拐过惠福路转角，一个穿洋装的女生从她身边跑过去，赤着脚，脚底板被碎玻璃割破了，在石板上踩出一串血印子。

后面追着的人穿着军装，枪托砸在那个女生后背上，声音闷闷的，像冬天的柴火被斧头劈开。

那个女生倒下去，脸贴在石板上，眼睛还睁着，木棉花落在她额头上，又被人踩过。

席韶乐站在骑楼底下，手扶着廊柱。

雨水从廊檐上倾下来，像一道帘子，把街对面那些倒伏的人影和尖叫声隔成模糊的碎块。

帘子挡不住哭声——不是一个人的哭声，是很多人的，从惠福路、从文明路、从珠江边，从每一个她叫得出名字的街道上涌过来，被雨打散又聚拢，像珠江上的雾。

她看着那个倒在校服上的女学生，想起双十节那个梳两条麻花辫、辫梢扎红头绳的女孩仰面倒下时眼睛还睁着。

三年了，她们还在倒下去。

换了一个年份，换了一条街，换了另一批枪托和另一批踩在血印子上的军靴，可倒下去的人还和从前一样年轻。

那天晚上她没有吃饭。

韶天不在广州，小洋楼空荡荡的，煤气灶上那锅白菜汤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她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铁盒子——里面是沈静山的信，最上面一封是三月到的，很短，只有一行字：局势有变，暂不能通信。勿念。

她把信翻过来，反面什么都没有。月亮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窗台上那盆茉莉花上，叶子被风摇动。

七一五之后，秦剑秋来了。

她的师范学校也被搜了一遍，几个平时一起读《新青年》的学生被带走了。

她宿舍的床铺被翻得底朝天，枕头芯子被刺刀挑破了，荞麦壳撒了一地。

两个人站在天井里。茉莉花的叶子被雨淋得湿透了，绿得更深，却垂得更低。

谁都没有说话。秦剑秋先进了屋，把布袋子放在地上，靠在沙发扶手上，整个人蜷起来，把脸埋在膝盖里。

她的手指在发抖——不是怕，是气的。席韶乐知道那种抖

“我不懂。”秦剑秋的声音闷闷地从膝盖里传出来，“我们打军阀，打列强，打来打去，最后自己人杀自己人。

说好了国民革命、北伐统一，结果枪口一转，先打我们。

把我们从队伍里剔出去，从学校里剔出去，从广州剔出去。那我们以前流的血算什么？”

她抬起头，单眼皮的眼睛里那团火没有灭，但火上面压着一层厚厚的水——不是泪，是不甘。

“双十节那次，你站在街上一动不动，我扑倒你，子弹就擦着我的胳膊飞过去。那时候我以为那个就是敌人的子弹。

现在再让我分辨，我还能分得清吗？”

席韶乐没有回答。她坐在秦剑秋旁边，静静的抱住她。

剑秋把抱着她，把头靠在她的肚子上，眼泪慢慢浸湿了她的衣服。

“韶乐，你说我们还要看到几个人死？”秦剑秋的声音忽然轻下去，轻得像怕踩碎什么。

她知道接下来的十年——从今天起，这条路只会更窄、更暗、更血腥。

杨武、赵世铭、沈静山、面前这个满手茧子的女孩——她们这些人，或迟或早，都会被卷进同一个巨大的磨盘。

她不能告诉她。只是慢慢在秦剑秋旁边坐下来，肩并着肩。

秦剑秋偏过头看着她。

席韶乐瘦了，下巴比从前更尖了，眼睛下面的青黑积了好几层，可她坐在那里，背还是直的。

秦剑秋忽然发现，从初见到现在，三年，席韶乐早已经不是那个听到枪声吓得走不动路的小女孩了。

变成了一个能替别人缠绷带的人，一个能在别人面前不外漏情绪的人，一个深夜里把信一封一封叠好放进铁盒子又合上盖子的人。

不是不怕不恨，是把怕吞下去，消化成另一种东西。

秦剑秋把手从膝盖上移开，放在了席韶乐的手背上。

她也不会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