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过，红土岭那点勉强撑起来的年味儿，就跟灶上蒸馍的热气似的，一掀盖子，转眼就散得无影无踪。

风还是冷，带着早春特有的湿寒，往衣领里、往骨头缝里钻。田埂上的草芽刚冒出一点点嫩青，缩在土里不敢往上长，像极了家里那个二丫头，怯生生的，看着就叫人心里发闷。

我从云南回来之后，日子总算安稳了些，不用再跟着程大龙在外头颠沛流离，起早贪黑挣那点辛苦钱。昊儿一天比一天大，白白胖胖，抱在怀里沉乎乎的，是我这辈子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攥在手里的指望。家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分家单过，重新跟爸妈一桌吃饭，日常伙食混在一块儿，只水电开销我们自己担着，也算省心。

过完年，心蕾也正式升了乡里的初中，成了个半大不小的姑娘。

心蕾这孩子，打小就在我跟前长大，一步都没离开过。她眉眼长得像程大龙，端正周正，皮肤白净，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看见。嘴又甜，一声一声“妈”喊得软糯顺耳，稍微有点眼力见，知道我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心烦，总能恰到好处地凑上来哄我两句。

她上初中，我是实打实放在心尖上疼的。

2008年，乡里集市上早就有现成衣裳卖，不用再像早些年那样扯布找人做。我特意上街挑了一身样式洋气的套装，颜色鲜亮，版型合身，又给她买了双干净时髦的白网鞋。那鞋在乡下也算体面，一般人家舍不得给孩子这么置办，我偏要让心蕾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去学校。

每天早上她背着新书包出门，我都要站在院门口多叮嘱几句，路上小心，别跟同学闹矛盾，放学早点回家。旁人看了或许觉得我啰嗦，可当妈的疼闺女，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同一年一起上学的，还有清禾。

她升了小学四年级，跟在心蕾身后，不起眼得像根路边的草。

清禾长得像我，眉眼、脸型，几乎是照着我小时候的模子刻出来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她那张像极了我的脸，心里不仅没有半分亲近，反倒常常泛起一股说不出来的别扭与厌烦。

这孩子，打小就没在我身边养过。

不是我狠心，是当年实在没有办法。

那几年计划生育抓得严，风头紧得吓人，村干部天天在村口转悠，谁家超生，牵牛扒房都是常有的事。头胎已经是心蕾，一个丫头片子，我在程家本就抬不起头，爸妈嘴上不说，眼神里的失望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憋着一口气，就想二胎生个儿子，将来在婆家也能挺直腰杆说话。

可偏偏，生下来的还是个女儿。

一边是计生办紧追不舍，一边是我心里对儿子的执念迟迟放不下，权衡再三，我只能咬咬牙，把刚出生没多久的清禾送到大姑程锦绣家里寄养。

那时候，我不是没有过愧疚。

毕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刚送走那几个月，夜里偶尔醒过来，身边空落落的，也会偷偷难受一阵子。可那点愧疚太薄太轻，抵不过现实的压力，也抵不过我心里那股不甘。久而久之，那点仅存的歉意，就被日子一点点磨没了，剩下的，只有对这个女儿本能的不喜欢。

后来二零零六年，我跟着程大龙去了云南。

他常年在外忙活，一年到头也就逢年过节才偶尔回来一趟，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几乎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在云南的日子苦是苦，可离红土岭远了，不用天天面对爸妈的偏心，不用听村里人闲言碎语，心里反倒清净不少。再后来，我怀上了昊儿，终于盼来了儿子，一颗心完完全全扑在他身上，关于清禾那点模糊的印象，早就被新生活冲得干干净净。

等我再从云南回来，清禾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瘦瘦小小的一个，脸色蜡黄，站在我面前低着头，眼神躲闪，跟个陌生人没两样。算起来，她真正在这个家、在我跟前过日子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两年。

两年，能养出什么情分？

什么都养不出来。

只养出了生分、别扭，和我打从心底里对她的排斥。

我这人说话的口音，在红土岭一直是个笑话。

在这儿住了十几年，本地话我会说，却改不掉骨子里带出来的河南腔调；后来在云南待久了，又不自觉掺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三种腔调搅在一起，说出来的话不伦不类，村里人听我说话，常常要愣半天，琢磨好几遍才能勉强听懂，有的干脆笑着打哈哈，装作听明白的样子。

我自己心里清楚，也懒得改。

活了大半辈子，连说话的腔调都要被人挑三拣四，本就够憋屈的了。

心蕾自小跟着我，听了十几年，我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半截，她都能立刻领会，哪怕我话说得含糊，她也能顺着我的意思往下接，机灵得讨人喜欢。

可清禾不一样。

她在大姑家长大，听的是一口地道纯粹的本地乡音，回到这个家，面对我这一口杂七杂八的腔调，跟听天书没什么区别。常常是我随口吩咐一句，她都要愣愣地看着我，半天反应不过来。

“清禾，去灶房把筲箕给我拿过来。”

午后的太阳晒得人懒洋洋的，我抱着昊儿坐在堂屋，一边哄着他玩，一边随口吩咐了一句。

清禾蹲在地上剥花生，茫然地抬起头，小声问：“妈，你说啥？”

就这一句，瞬间点燃了我压在心底的火气。

我又不是没说清楚，她就是不上心，就是笨，就是故意跟我对着干。吃我的，喝我的，在这个家里白吃白住，连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养她这么大有什么用？

“耳朵塞驴毛了？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我声音一下子尖了起来，抱着昊儿的手都不自觉收紧，“养你这么大，连点活都干不明白，跟块木头桩子似的，杵在那儿碍眼！”

清禾被我一吼，浑身猛地一颤，慌慌张张地站起身就往灶房跑。跑得太急，膝盖狠狠撞在灶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她疼得脸瞬间白了，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哭，也不敢揉，只是哆哆嗦嗦拎着筲箕递到我面前，头垂得快要埋进胸口。

我看着她那副窝囊又迟钝的样子，心里更烦。

笨就是笨，蠢就是蠢，听不懂话，就是没把我这个当妈的放在眼里。

心蕾就从来不会这样。

久而久之，我心里那杆秤，偏得就更加没边了。

家里的活我自然是紧着清禾做，反正一大家子一桌吃饭，也不用她动手煮饭，她本就不会煮，我也懒得教。喂猪、剁草、挑水、洗衣、扫地、割猪草、收拾屋子，这些杂七杂八的粗活重活，我从来只喊她。天不亮就起来忙活，放学一进门也不得闲，从天亮忙到天黑，是常有的事。

这些粗笨的活计，我从来舍不得让心蕾沾一下。

心蕾是我精心养着的闺女，要读书，要体面，将来是要嫁好人家的，怎么能干这些下人一样的活？晒黑了怎么办？手上长茧子怎么办？出去让人笑话，丢的还不是我的脸？

同样是女儿，一个捧在手心里疼，一个拉来当牛做马，在我心里，本来就该是这样。

我心里的不顺心，实在太多太多。

公婆程福和刘姬，打从一开始就偏疼小叔一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先紧着小叔家的孩子；农忙的时候，老两口起早贪黑去帮小叔家干活，轮到我们家，就一句“你们自己能干”轻飘飘带过。家里有点余钱，偷偷摸摸塞给小叔，有什么稀罕东西，先紧着小叔家，好事从来轮不到我们头上。

我在这个家熬了一年又一年，始终像个外人。

在云南的时候，我还能骗自己，离远一点就眼不见心不烦。可回来之后，天天看着这些偏心眼的做派，心里那股委屈、不甘、怨气，越积越重，像一团火堵在胸口，烧得我整个人都烦躁不安。

我没地方撒。

对着公婆发作，我没那个底气，也落不下那个脸；对着程大龙闹，他一个闷葫芦，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回来也是沉默寡言，说了也是白说；对着心蕾和昊儿，我舍不得，那是我心尖上的人。

到最后，所有的火气、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公，全都一股脑倾泻在了清禾身上。

她就是我在这憋屈日子里，唯一能随意拿捏的出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