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下午，江砚辞接到了江海军的电话。

他当时刚放学，走在梧桐树的那条路上。书包不重，但左肩的带子总是往下滑，他走几步就要耸一下肩。夕阳在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前面的人行道上，像一个瘦长的、沉默的跟随者。

手机响的时候，他以为是墨凌云。墨凌云最近经常在放学后给他发消息，有时候问他在干嘛，有时候说今天训练太累了，有时候发一张食堂的菜，配一句“今天的排骨跟上周的不一样”。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但每天都有，像一种不用言说的习惯。

但屏幕上显示的是“爸爸”。

江砚辞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没有马上接，看着屏幕上的两个字，看了大概三秒。来电的震动在掌心里嗡嗡地响，像一只被困住的虫子。路过的一个人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看着手机不接电话。

他接了。

“喂。”

“放学了？”江海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不大，但很清楚。背景很安静，没有办公室的嘈杂，没有翻纸的声音，应该是在家里。

“嗯。”

“今天怎么样？”

“还行。”

“学习跟得上吗？”

“跟得上。”

“北京的进度比浙江快，你跟不上就跟老师说，别自己硬撑。”

“知道了。”

沉默了两秒。江砚辞听到电话那头有一声很轻的呼吸，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下一句话。他知道这种沉默。在浙江的时候，他爸每次跟他说话都会出现这种沉默——该问的都问完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电话还没挂。

“你妈让你多穿点。”江海军说，“北京冷得快。”

“穿了。”

“你那个房子，暖气试水了没有？”

“不知道。”

“你回去看看。暖气片旁边有个阀门，拧开看看有没有水出来。没有的话找物业。”

“知道了。”

又沉默了。江砚辞走到一棵梧桐树下，停下来。树冠很大，把夕阳遮住了，他站在树荫里，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着听筒里微弱的电流声。他爸没有挂电话。他也没有。

“你姑姑上周带你吃饭了？”江海军问。

“嗯。跟她的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宋宜，一名律师。”

江海军沉默了一下。“宋宜，我知道她。她的业务能力挺强的。”

“嗯。”

“她跟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就聊了聊天。”

“聊了什么？”

江砚辞想了想。“聊了她在北京考了两年大学。”

江海军没有接话。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他问：“你跟她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你跟别人说话，注意分寸。”

江砚辞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一下。

“什么分寸？”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江海军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不需要解释的事情，“你刚去北京，认识的人不多。跟人说话的时候，多想想再说。”

……

江砚辞没有回答。他看着地上的树影，光影的边缘被风吹得微微颤动，像水面上漾开的涟漪。

“听到了吗？”江海军问。

“听到了。”

“那就这样。有事打电话。”

“嗯。”

电话挂了。江砚辞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屏幕上的通话时长显示1分47秒。不到两分钟。他爸从浙江打来的电话，跨越一千多公里，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其中一半时间是沉默。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往前走。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那两棵银杏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踩上去发出很轻的碎裂声，像踩在很薄的冰面上。他没有低头看，径直走了进去。

到家之后，他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去厨房倒了杯水。水是凉的，他喝了一口，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西边还有一抹橘红色，很淡，像被水洗过一遍。银杏树的叶子在路灯下泛着暗黄色的光，有一些已经落了，有一些还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他想起他爸说“注意分寸”。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分寸”。在浙江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知道——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交的朋友不交，不该想的事情不想。那就是分寸。但到了北京之后，他发现这个分寸不管用了。因为这里的人不问“你爸是做什么的”“你妈为什么不上班”“你家住多大房子”。他们问“你吃了吗”“你周末干嘛”“你觉得这个好吃吗”。他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些问题面前保持“分寸”。因为这些问题不需要分寸。它们只是日常。

手机震了一下。墨凌云：你到家了？

江砚辞：到了。

墨凌云：我妈今天又出差了。

江砚辞看着这条消息，不知道该回什么。他说“那你一个人”？太像在同情。他说“没事吧”？太像在担心。他说“哦”？太像不在意。

他打了几个字：你吃饭了吗？

墨凌云：还没。不想吃。

江砚辞：为什么不想吃？

墨凌云：不饿。

江砚辞看着“不饿”两个字，觉得这不是真话。但他没有追问。他放下手机，去厨房看了看冰箱。冰箱里还有两个鸡蛋、半个西红柿、一袋速冻水饺。他拿出那袋水饺，烧了一锅水，把饺子下进去。水饺在沸水里翻滚，像一群很小的、白色的鱼。他用漏勺轻轻推了一下，防止它们粘在锅底。

手机又震了一下。墨凌云：你吃的什么？

江砚辞拍了张照片发过去。锅里是翻滚的水饺，热气模糊了镜头。

墨凌云：速冻的？

江砚辞：嗯。

墨凌云：你天天吃速冻的？

江砚辞：不是天天。有时候做西红柿炒鸡蛋。

墨凌云：你会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