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老周正靠在病床上翻一本测绘方面的专业书，病房的门被人敲响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带着讨好意味的敲法——指节碰在门板上，发出细碎的、几乎没有声音的响动，像是敲门的人自己都不想被听见。
“进来。”老周头都没抬。
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一个人探进半个身子。老周抬起头，认出了那张脸——鼻梁上贴着创可贴，左眼青紫了一圈，嘴角缝了两针，半边脸肿得像馒头。那张脸缩在门缝里，表情极其复杂，像是要来奔丧又走错了门。
阿彪。
老周放下书，靠在枕头上，看着这个三天前还气焰嚣张的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手里拎着果篮，一个抱着一箱牛奶，还有一个捧着一束花——花店的包装纸还没拆，粉色的康乃馨配白色的满天星，俗气但诚恳。阿彪自己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看形状里面装的是汤。
“周……周工。”阿彪站在病床前，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那张肿得变形的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来看您了。”
老周没有说话，看着阿彪把东西一样一样地往床头柜上放。果篮、牛奶、花、保温袋，摆了一桌子，阿彪的手在发抖，放东西的时候碰倒了花瓶，手忙脚乱地去扶，又把果篮碰歪了，苹果滚了一地。他蹲下来捡苹果，蹲到一半膝盖吃不住力，“哎哟”了一声，单腿跪在了地上。
老周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阿彪捡完苹果，重新站在病床前，搓着手，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完整的话：“周工，那天的事……是我混蛋。我喝了酒，脑子不清醒，不该动您……不该摔您的东西……我……”
他说不下去了。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他脸上的伤太疼了，嘴一张就扯到嘴角的缝线，疼得他龇牙咧嘴。但他不敢不说。
“我给您道歉。”阿彪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低到快碰到床沿了，“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您的仪器我赔，多少钱我都赔。您看病的钱我也出。您要报警也行，该拘留拘留，该判刑判刑，我认。”
老周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病房里很安静，空调的嗡嗡声和走廊里护士推车经过的声音混在一起，衬得这份安静更加厚重。
“伤谁打的？”老周问。
阿彪的身体僵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老周，那张肿得变形的脸上闪过一连串复杂的表情——恐惧、犹豫、权衡、求饶。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后挤出一句：“我……我自己摔的。”
老周看着他，目光平静得像一面镜子。那面镜子里映出阿彪满脸的伤、一瘸一拐的腿、发抖的手和不敢说真话的嘴。老周什么都看明白了，但他没有追问，只是说了一句：“仪器不用你赔，我自己修。你走吧。”
阿彪站在那里，没有动。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了看老周那张平静的、看不出喜怒的脸，又看了看床头柜上那些他带来的东西，忽然红了眼眶。
“周工，我……”他的声音哽了一下，“我对不起您。”
他又鞠了一躬，这次鞠得更深，弯着腰停了好几秒才直起来。然后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差点和一个人撞上。
高启强站在门口。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表情很平静，平静得看不出任何情绪。阿彪从他身边挤过去的时候，目光扫过他的脸，脚步顿了一下——他没见过这个人，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他本能地感到危险的东西，像一只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猛兽。
阿彪低下头，快步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被电梯门关闭的声音吞没了。
高启强走进病房，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和阿彪带来的那些东西并排摆在一起。他的动作很慢，把水果从袋子里拿出来，一个一个地码好——苹果、橙子、猕猴桃，码得整整齐齐，连果柄的方向都朝向一致。码完之后他退后一步看了看，又把最上面的那个苹果转了半圈，让红的那面朝外。
老周看着这一系列动作，没有说话，但嘴角又动了一下。
高启强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看了一眼老周，目光在老周肋骨的位置停了一瞬——老周虽然穿着病号服，但右侧的身体微微绷着，呼吸比正常人浅一些，那是肋骨受伤后下意识的保护姿势。
“周工，伤怎么样了？”高启强问。
“没事，皮外伤。”老周把书合上放在一边，“高总，你怎么来了？”
“阿盛跟我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高启强的语气很随意，但老周注意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扫了一眼床头柜上那些东西——果篮、牛奶、花、保温袋。这些东西的包装都很新，显然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的，但送礼的人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病的那种人——果篮里的水果是最贵的那种进口货，牛奶是整箱的，花是花店店员推荐的“探望病人”标准款。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透着一股“我想讨好你但我不知道怎么讨好”的生涩。
高启强的目光从那些东西上收回来，落在老周脸上。
“周工，刚才那个人，就是打你的那个？”
老周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他知道高启强是什么人——他在规划局干了快三十年，什么人没见过？高启强这个名字，他早就听说过，不是从阿盛嘴里，是从别的渠道。建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京海地面上说得上话的人物。这样的人，你在他面前撒谎是没有意义的。
“是他。”老周说。
“他脸上的伤，是他自己摔的？”高启强问。语气还是那样随意，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