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话。

“顾行舟？”

“我在。没不开心。就是……”他顿了顿，“就是有点遗憾。”

“以后还有机会。”

“嗯。以后还有。”

他挂电话之前，忽然说了一句：“你那个田野调查，去多久？”

“两周。”

“去云南哪？”

“一个村子。导师说在山区。”

“注意安全。”

“好。”

“还有——”

“什么？”

“到了给我发定位。每天发。”

她笑了。“好。”

云南的村子在大山深处。

从昆明坐大巴到县城，六个小时。从县城坐面包车到镇上，三个小时。从镇上坐拖拉机到村里，两个小时。

林知予坐在拖拉机上，手抓着栏杆，身体随着颠簸一上一下。山路两边的树很高，把阳光切成碎片，落在她脸上。空气里有泥土和牛粪的味道，混着某种不知名的花香。

同行的有两个师兄一个师姐，还有导师——一个四十出头的社会学教授，姓周，戴着眼镜，说话很快，笑起来像个孩子。

“第一次坐拖拉机？”周老师问她。

“嗯。”

“习惯就好。我们去年去贵州，连拖拉机都没有，走了四个小时山路。”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

到了村里，住的是老乡家。木结构的房子，一楼养猪，二楼住人。她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面，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个灯泡。

师姐帮她铺床单。“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你看起来不像吃过苦的人。”

“我吃过。”

师姐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田野调查的内容是研究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变迁。白天，她们去村里走访，跟大妈大婶聊天，录音、拍照、记笔记。晚上回来整理材料，写田野笔记。

第三天，她采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女人坐在门槛上剥玉米，一边剥一边说话。

“我十六岁嫁过来，生了三个女儿。他想要儿子，生不出来就打我。后来他出去打工，跟别的女人跑了。我一个人把三个女儿养大。”

“你恨他吗？”林知予问。

女人想了想。“以前恨。现在不恨了。恨有什么用？不如多种两亩地。”

“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吗？”

“好。女儿们都出息了。大女儿在县城当老师，二女儿在昆明打工，三女儿在读高中。她们不用像我一样。”

女人说着，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皱纹、有疲惫，但眼睛是亮的。

林知予按下录音笔的暂停键，看着那个女人，忽然想起自己妈妈。妈妈走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人。没有人帮她。她靠自己活下来了。

“你辛苦了。”她说。

女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辛苦。习惯了。”

林知予在田野笔记里写下了一段话：“这里的女人不说‘我很难’，她们说‘习惯了’。‘习惯’不是麻木，是她们能使用的唯一的武器。”

第五天，村里有一个民俗活动。男人们在广场上喝酒、唱歌，女人们在厨房里做饭、上菜。林知予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些女人——她们在笑，在聊天，在忙得脚不沾地。但没有一个人坐下来吃饭。

“你们不吃饭吗？”她问一个年轻媳妇。

“等男人们吃完了我们再吃。”

“为什么？”

媳妇看了她一眼，像是不理解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林知予坐在二楼的木板床上，给顾行舟发消息。信号很差，消息转了半分钟才发出去。

“今天去村里采访了。这边的女人吃饭都要等男人吃完才上桌。”

他秒回：“什么年代了还这样？”

“偏远农村。很多观念还没变。”

“你吃得惯吗？”

“还行。老乡家做的菜挺好吃的。”

“睡得好吗？”

“床板有点硬。但能睡。”

“注意安全。”

“好。”

她放下手机，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段话：“波伏娃说得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但在这片土地上，‘塑造’不是哲学概念，是每天发生在饭桌上的事。”

第十二天，调查结束。回程的拖拉机上，师姐问她：“你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可能继续读书，可能做研究。”

“研究什么？”

“研究人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标准要求男人和女人。”

师姐笑了。“这题目太大了。”

“所以要多读书。”

拖拉机颠了一下，她的笔记本从包里滑出来，掉在地上。捡起来的时候，翻到了她写的那句话——

“这里的女人不说‘我很难’，她们说‘习惯了’。”

她把笔记本合上，塞回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