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

“我在等。”老头说，抱紧怀里的包袱，“等我儿子。他说，打完仗就回来……我在等他。”

苏婉的心揪紧了。

“您儿子……在哪打仗？”

“罗店。”老头说，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去年八月去的。写信来说，仗打完了就回来……我等啊等，等到上海没了，等到下雪了……他还没回来。”

苏婉说不出话。雪落在她肩上，头发上，睫毛上，冰冰的。

“姑娘，”老头忽然问，“你说，我儿子还活着吗？”

苏婉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那双浑浊的、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眼睛。她想说“活着，一定活着”，但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会的。”她最终说，声音哽住了，“会回来的。”

老头笑了，露出残缺的黄牙。

“我也觉得。”他说，拍拍怀里的包袱，“我给他做了棉袄，新的，厚实。等他回来，就不会冷了。”

苏婉的眼泪涌上来。她别过脸，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这是她最后一点钱了，本来想买米的——塞进老头手里。

“老人家，去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等。”

老头愣了愣，然后慢慢站起来，朝苏婉鞠了一躬。

“谢谢姑娘……你好心，一定有好报。”

他抱着包袱，蹒跚地走了，在雪地里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一直延伸到黑暗深处。

苏婉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眼泪终于掉下来，滚烫的，砸在雪地上，融出一个小小的坑。

雪还在下。

纷纷扬扬，像要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死亡，都埋起来。

但有些东西，是埋不住的。

比如记忆。

比如等待。

比如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民国二十七年，春节。

没有鞭炮，没有春联，没有团圆饭。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像在守丧。街上偶尔有日本兵巡逻，刺刀在惨淡的日光下闪着寒光。

苏婉家吃了一顿最简单的年夜饭：稀粥，咸菜，一小碟花生米。父亲低头喝粥，一声不吭。母亲偷偷抹眼泪。周小梅乖巧地坐着，小口小口地吃，不敢发出声音。

“爸，妈，”苏婉放下筷子，“我有个想法。”

父母抬起头看她。

“我想把楼下的房间租出去。”苏婉说，“现在租界房子紧，能收点租金，贴补家用。”

“租给谁？”父亲皱眉，“万一是坏人……”

“租给学生。”苏婉说，“圣约翰大学有几个流亡学生，没地方住，睡在教室里。我认识他们的老师，人品可靠。”

父母对视一眼，沉默了。

“婉婉，”母亲轻声说，“你是姑娘家，家里住进来陌生男人……”

“妈，现在是战争。”苏婉打断她，“活命比规矩重要。”

最终，父母同意了。

正月初五，三个男学生搬了进来。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瘦，但眼睛里有光。他们叫苏婉“苏老师”，恭恭敬敬的，每天早出晚归，不知道在忙什么。苏婉不问，只管收房租，偶尔多做点饭，分给他们一碗。

二月的一天夜里，苏婉被轻微的响动惊醒。

她起身，轻轻推开门缝。看见三个学生蹲在客厅地上，就着一盏小油灯，在印东西。是传单，油印的，纸上还散发着油墨味。最上面一张，标题是：“勿忘国耻，坚持抵抗”。

一个学生抬起头，看见她，脸色一变。

“苏老师……”

苏婉关上门，走回床边，坐下。心跳得很快，手心出汗。她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被日本人发现的后果——死，而且会连累全家。

她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然后，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块黑布，走到窗边，把窗户缝仔细塞好——防止灯光漏出去。又走到门边，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确认安全后，她拉开一条门缝，轻声说：

“以后，改在后半夜印。白天把东西藏好，藏在厨房的煤堆下面。”

三个学生愣住，然后，用力点头。

“谢谢苏老师！”

苏婉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在地上。

她想起沈砚。想起他说，每个人守好自己的位置。

现在，她守的，就是这间屋子，这几个人，这点光。

窗外，夜色浓得像墨。

但总有星星，在最黑的时候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