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的应急灯亮了——惨白色的、闪烁的应急灯，把整个大厅照得像一个巨大的、正在流血的伤口。人们在这片惨白的光里奔跑、跌倒、爬行。有人在用手机打电话，有人在给倒在地上的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只是站在那里，张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消防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和剧院里的尖叫声、哭声、喊叫声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没有人能听懂的、混乱的、绝望的交响乐。

救护车也来了。一辆，两辆，三辆——最后来了七辆。急救人员冲进剧院，用担架把人抬出来。有人在担架上呻吟，有人被白布盖住了脸。现场的警察在拉警戒线，把围观的人群推到远处。记者们也来了，摄像机对准了剧院的大门——那扇白色的、带着植物纹样的、曾经优雅而宁静的大门，此刻被应急灯的惨白光照着，像一张被撕破的脸。

瑆洲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在当晚十点十五分插播了这条消息。主播的声音在颤抖，但她还是把话说完了：“东国大剧院今晚发生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请市民避免前往该区域。”

消息在十分钟内传遍了整个瑆洲。在社交媒体上，在群聊里，在电话中。人们在问：谁干的？为什么？死了多少人？有没有我的家人？

没有人有答案。只有问题。无数的问题，像爆炸后的碎片一样，散落在每一个角落，割伤每一个碰到它们的人。

周明远是在家里看到这条新闻的。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电视上正在播放东国大剧院的画面——应急灯的惨白光，担架上的伤者，被白布盖住的尸体，警察的警戒线，记者的摄像机，围观人群的面孔。所有的面孔都是模糊的，被应急灯照得失去了颜色，变成一片一片的、灰白色的、没有表情的轮廓。

他的妻子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杯水，嘴巴张着，说不出话。他的女儿从房间里跑出来，问“怎么了”，然后看到了电视上的画面，捂住了嘴。

周明远没有说话。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被焊在座位上的雕塑。

电视上的数字在不断更新。最初是“数人伤亡”，然后是“至少十人”，然后是“超过二十人”，然后是“伤亡人数仍在统计中”。每一个数字的更新都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地割在他的胸口上。

朱时顺。朱时顺全家。东国大剧院。西南角。

这些词在他的脑子里反复回响，像一段被卡住的唱片，在同一道刻痕里不停地转，不停地转，永远跳不出去。

他不知道朱时顺全家有没有去剧院。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西南角。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有没有——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他没有拿出来。他知道是谁发的。他不需要看。

他继续看电视。屏幕上，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接受采访，她的脸上有泪痕，声音在发抖：“我听到了爆炸声……很大的声音……然后灯灭了……到处都是灰尘……我在找人……我找不到我妈妈……”

周明远闭上眼睛。

黑暗中，他看到了那条贼船。船很大，黑色的，没有旗帜，没有标识。船上有许多人，他看不清他们的面孔。所有人都站着，没有人坐下，没有人躺下，没有人能离开。船在向前航行，但船身下面有血——不是船在流血，是船在碾过一片海面，海面上漂浮着碎片、布片、玩具、鞋子、和——他不看了。他不看了。

他睁开眼睛。电视上，一个穿制服的人正在说话，声音被调低了，因为他没有听到。他只看到了字幕：“……目前已经造成至少十五人死亡，三十余人受伤……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爆炸袭击事件……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十五个人。三十多个人受伤。

他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这一次，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手机。两条消息。同一个号码。第一条：“朱时顺没去。他的儿子突发腹痛，全家改道去了医院。”第二条：“任务延期。等待下一步指令。”

朱时顺没去。

他的儿子突发腹痛。

一个七岁男孩的肚子疼，救了他全家。

周明远的手指在屏幕上颤抖着。他不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感觉——是庆幸朱时顺还活着，还是愤怒于那些死去的人本不该死，还是恐惧于这条贼船还要带他去往更黑暗的地方？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十五个人死了。三十多个人受伤。那些人的血，和他有关。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继续看电视。他的妻子坐到他旁边，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指尖微微发颤。他的女儿也坐过来了，靠在他另一边，没有说话。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遍一遍地重播——爆炸后的剧院、担架上的伤者、被白布盖住的尸体、哭泣的面孔。

周明远的手不再颤抖了。不是因为他冷静下来了，而是因为他的手指已经麻木了。从指尖到手腕，从手腕到手肘，从手肘到肩膀，麻木在一寸一寸地蔓延，像一株无声的、冰冷的藤蔓，沿着他的血管向上攀爬。

他不知道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株藤蔓会爬到哪里。也许到胸口。也许到喉咙。也许到大脑。也许它会一直爬，直到把他整个人都变成一具麻木的、不会思考的、不会后悔的躯壳。

那是贼船想要的东西。一具不会反抗的躯壳。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

朱时顺的电话是在爆炸发生后的第四天打来的。

那天是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周明远刚从档案库房回来，手里抱着一摞需要著录的旧档案。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放下档案，拿起听筒。

“明远，是我。”

周明远的动作顿住了。那个声音他太熟悉了——朱时顺，他在国防部里为数不多的、真正能称得上“朋友”的人。他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十五年前，那时候朱时顺还是国防科技局的一名中校处长，周明远刚从国家档案馆调到国防部。两个人因为一份联合呈报的档案数字化方案打过几次交道，发现彼此都是牛车水长大的孩子，上的同一所小学，甚至连小时候常去的中药铺都是同一家。

“时顺哥。”周明远的声音平稳得像一潭死水。“你还好吗？我看了新闻，东国大剧院的事——”

“我没事。我们都没事。”朱时顺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沙哑一些，像是没睡好，又像是抽了太多烟。“小儿子那天早上肚子疼，我们改道去了医院。老太太的寿宴也没办成。说起来也是命大，要是没那场肚子疼——”

他没有说下去。电话里安静了两秒。

“那就好。那就好。”周明远说了两遍“那就好”，像是在说服自己。

“明远，我打这个电话，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朱时顺的语气变了，变得郑重起来，像是有什么很重要的话要说，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近外面不太平。卓部长的事才过去没多久，现在又出了大剧院的事。安全部门在内部排查，听说查得很紧。你在档案科，接触的人多，进出的部门也多——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周明远的手指在听筒上收紧了。

“我知道你平时不爱惹事，但你那个岗位，说实在的，权限不小。门禁系统、人员进出记录、档案调阅记录——这些东西都在你手里。如果有人想查什么，可能会找到你头上。”朱时顺顿了顿，“我不是说你会有问题。我是说——你自己要多留个心眼。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及时上报。”

“我知道了。谢谢时顺哥提醒。”周明远说这句话的时候，嘴唇几乎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