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建回来之后，日子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七月流火，地里的早稻收完了，晚稻刚插下去，田埂上的泥还是新的。张起灵依旧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劈柴，张淼淼依旧每天上午去队部整理账目。刘婶送来的酸菜在灶台上搁着，陈秀兰的绿豆汤隔三差五端一碗过来，陈队长路过的时候还是会扯着嗓门喊一声“小张同志，队里下个月的种子分配你记得看一下”。一切和他们出发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不同，但张淼淼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从福建带回来的那包土样，被她分装成十几个小纸包，每一包都标了编号和采集地点。她在勘探队的帐篷里借了一张空桌子，把土样一包一包地摊开，用放大镜一颗一颗地看。石英、长石、云母、高岭土——她把每一种矿物的含量都做了粗略的目估，然后记在笔记本上。郭队长来看过一次，说她现在做的这些，放在省里的实验室都够写一篇论文了。

但她在找的不是论文。她在找的是那座消失的村庄。那片他记忆里的梯田、竹林、溪水，那些被收容记录潦草记下又被遗忘的名字，那些在五八年到六一年间被一群盗墓贼抹去痕迹的流浪汉——她和他在闽北的山里走了整整十二天，沿着收容档案上那条断断续续的线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找，一条溪一条溪地溯源，最终停在一片被荒废的梯田前面。那里什么都没有了。田埂塌了，水渠干了，竹林被砍得只剩几根枯黄的竹竿，地基上的石头被撬走，连磨盘都被人搬走了。但他站在那片荒草里，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蹲下来，把手按在泥土上。泥土是干的，龟裂的纹路像一张破碎的网。他蹲在那里，低着头，手指慢慢蜷起来，指甲里嵌满了闽北的红壤。

她没有催他。她知道他不是在凭吊，他是在认。这里的坡度和溪水的走向和他身体里仅存的那点记忆碎片对上了——梯田的层数、竹林的位置、溪水转弯的角度。即使村庄已经不在了，即使记忆里那些模糊的面孔再也找不到名字，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仍然认得他。

他在那片荒草里蹲了很久。站起来的时候，他用沾满红壤的手指在她掌心里画了一个字——“家”。

现在他们回来了。土样摊在桌上，数据记在本子上，线索像被溪水冲刷过的鹅卵石，一颗一颗地露出水面。她开始找郭队长帮忙。那天她从勘探队帐篷里抱了一摞资料走进郭队长的临时办公室，把那张重新整理过的线索图铺在桌上。郭队长看了看，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电话本，找到省里地质局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说对方现在在档案馆工作，也许能帮忙查一些早期的土壤普查和村庄记录。

“不过需要时间，”郭队长说，“而且不一定查得到——早期的土壤普查覆盖面积有限，山区很多地方都没做到。”

张淼淼说没关系，哪怕只有一点线索也行。

晚上，她坐在炕上，把那张线索图重新看了一遍。他洗完碗走进来，在她身边坐下，她头也没抬，习惯性地往旁边让了让给他腾出位置，然后继续写。他的目光落在她握着铅笔的手指上——不抖了，至少此刻没有抖。她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说了句“你看，我说没事”。他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放在炕沿上的手拿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然后用指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写了几个字——“明天，我陪你去。”

她抬起头看着他，说好，然后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旁边，把他拉过来让他躺在自己身边。窗外竹林沙沙地响，月光洒在炕席上，她闭上眼睛，在心里把明天要去的地方又过了一遍。

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们恢复了在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但每天傍晚都会去一趟勘探队的帐篷，看看有没有省里来的电话。有时候郭队长在，会跟他们聊几句调查进展；有时候帐篷是空的，他们就坐在外面等，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地沉到山脊后面。等待让时间变得黏稠而漫长，但等待中也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一个平常的傍晚，郭队长把一张手绘的地形图摊开在桌上。图是从一份早期的土壤调查报告里复印来的，墨色已经褪了大半，但等高线和地名标注还依稀可辨。他用手指在闽北那片区域画了一个圈，然后在一个标注着“白泥沟”的小点上轻轻敲了敲。

“就是这个——高岭土矿点。周边的村庄在上报材料里被标记为‘已废弃’，具体废弃时间不详，大概在五八年前后，和你们上次找到的资料对得上。”张淼淼低头看着那个小点，又看了看旁边另一张自己手绘的图，两张图上的标记几乎完全重合。她抬起头，眼睛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显得格外亮。

“范围还能再缩小吗？”

“现有的资料只能到这一步。不过那边的原生植被还在，梯田的遗迹应该能找到。”

张淼淼点了点头。她不需要更精确了，有坐标、有方向、有他去认领那片土地的权力，就够了。郭队长把地形图折好递给她，说后面需要的话会继续帮她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