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和彭伯利是两个世界。

我们在十月抵达。达西家在伦敦的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附近，是一栋四层的联排别墅，门面窄而深，里面的装潢却极其讲究。老达西先生请了一位亲戚—菲茨威廉上校。来做达西的“社交监护人”，带着他出入各个俱乐部和沙龙。

我住在三条街外的一间公寓里，是父亲托人找的。名义上我来伦敦是为了准备剑桥的入学考试，实际上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来。

不是为了读书。

伦敦的社交季比我想象的更残酷。第一次参加晚宴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一群绅士在达西走进客厅的瞬间安静下来，然后用目光掂量他。他是彭伯利的继承人，是这条街上新来的、最值钱的单身汉。

所有人都在评估他。所有人都在盘算怎么接近他。

而我坐在角落里，跛脚藏在椅子底下，左手藏在桌布下面。没有人注意我。在彭伯利，我是“达西少爷那位不幸的朋友”；在伦敦，我是一个坐在角落里的无名跛子。

那天晚上散席后，达西在马车里沉默了很久。

“我不喜欢这里。”他忽然说。

“你才来三天。”

“三天就够长了。”他转头看我，“你怎么样？手在发抖。”

我低头，发现自己的左手正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壁炉太热，让旧伤处的神经又开始痉挛。我把手塞进外套口袋里。

“没事。”

他盯着我的口袋看了几秒钟，然后把视线转回窗外。雾很大，街灯在雾里变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晕。

“明天晚上还有一场舞会，”他说，“菲茨威廉上校说很重要。某位伯爵的女儿也会来。”

“你想让我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