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们的通信慢了下来。

不是疏远，是各自的生活开始膨胀。他开始跟着老达西先生正式学习管理产业，见佃户、看账本、参加郡里的绅士会议。我则在准备大学的事，父亲坚持认为，即便我的身体不适合从事大部分职业，学问总不会辜负我。

他的信从一周一封变成半月一封，从半月一封变成一月一封。有时候只有寥寥几行，写的是“本周乏善可陈，唯愿你能来”。

我不怪他。十六岁的我已经懂了，他和我的关系是一根绳索，一头绑着他，一头绑着我。他不敢放手，因为我会摔下去；而我也不敢放手，因为我知道他会摔得更重。我们都太累了。

但没有人说破。

十八岁那年的夏天，我又去了彭伯利。这是我坠崖之后的第八年。

达西在门口等我。十八岁的菲茨威廉·达西已经完全是成年人的模样了。身高超过六英尺，肩膀宽阔，下颌线条凌厉，灰蓝色的眼睛里那层薄冰已经变成了一层透明的铠甲。他站在那里，背后是彭伯利恢弘的石墙，看起来像是这座庄园里长出来的另一根柱子。

但当他看见我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那层铠甲裂开了一条缝。他的眉头动了一下，嘴角跟着动了一下，不是笑，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轻轻撞了一下。

“爱德华。”

“达西。”

我们互相点了点头，像两个成熟的绅士那样。

然后他走过来，极其自然地接过了我左手里的行李。他知道我左手握不住东西，所以从来不让我提重物。这个动作他已经做了八年，熟练到不需要思考。

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碰到行李提手的时候顿了一下，像是碰到了什么烫的东西。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说，把行李换到另一只手上。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他收到了老达西先生的通知。他的父亲决定让他去伦敦住一段时间，接触更广阔的社交圈，为将来接手彭伯利做准备。而这意味着，他必须开始考虑婚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