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达西先生彻底康复已经是开春的事了。

那几个月我几乎住在彭伯利。名义上是“陪伴养病的达西先生”，实际上是达西需要有人站在他旁边，在他父亲昏睡的那些夜里不至于一个人面对整座宅邸的沉默。

老达西先生能下床那天，把我和达西叫进了书房。

他瘦了很多，但眼睛还是亮的，声音也还洪亮。他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里，腿上盖着毯子，手里拿着一杯热茶，看着我们两个站在他面前。

“你们两个孩子，”他说，“这段时间辛苦了。”

达西没说话。他站在我旁边，肩膀绷得很紧。

“父亲，您需要休息。”他说。

“我已经休息得够久了。”老达西先生摆了摆手，然后看着我，“爱德华，我有话跟你说。”

我上前一步。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目光在我的左手上停了一瞬，然后回到我的脸上。

“你是个好孩子，”他说，“我欠你一句谢谢。不是这段时间的事，是更早的事。”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那场意外。他替我父亲压下了追责，但不是为了达西。至少，不全是。他是在保护两个孩子。

“您不欠我任何东西，先生。”我说。

老达西先生笑了一下。那个笑很像达西，但更老练，更懂得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