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是在第七天叫出那声“阿爸”的。那天下午没有天葬，桑杰去泉眼边磨那把用了二十一年的砍骨刀，徐云深在石屋门口整理这两个月的记录，把零散的纸页按时间顺序排好，用德吉卓玛给的棉线装订成册。罗布坐在他旁边，腿上摊着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到第三页。那页上写着他阿爸的名字——次仁。藏文和汉字各一行，中间空了一格。他已经盯着那页看了很久，久到旱獭在他脚边翻了个身，用尾巴拍了一下他的脚踝。他没有反应。

然后他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夹在胳膊下面，朝村口走去。步伐不快，每一步落地的时间比平时长，但方向很明确。旱獭从地上爬起来，抖了抖毛，跟在他后面。它现在胖得走路都晃，四条短腿交替移动的速度几乎赶不上一个八岁孩子正常的步速，但它还是跟着，像一团忠诚的、毛茸茸的、喘着粗气的影子。

次仁的石屋门口，那个男人正坐在石头上晒太阳。他今天看起来比刚到那天好一些，脸上有了一点血色，右手也不再一直按着右腰侧。看到罗布走过来，他下意识站起来，动作太快，扯到了什么，眉头皱了一下又迅速松开。他不想让罗布看到自己疼。

罗布走到他面前，翻开笔记本。他把那一页竖起来给他看——次仁。阿爸。中间空着一格。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抬头看着那个男人，用一种很轻的、不太确定的、但努力说出口的声音，说了两个字。

“阿爸。”

不是喊。是叫。像第一次学说话，像刚认识这两个字的读音。但他说了。

次仁站在那里，左手还按着右腰侧。这个在日喀则建筑工地上扛了六年水泥袋、被钢管砸断过两根肋骨、在医院走廊里握着妻子的手直到她的手变凉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男人，在高原这个晴朗的午后，听到自己等了六年的儿子叫了一声“阿爸”，全身开始发抖。不是哭——是抖。从头到脚都在抖。他伸手想去摸罗布的头，手伸到一半停在半空中，手指弯曲着，不敢落下去。

“罗布。”

“嗯。”

“再叫一声。”

“阿爸。”

他把罗布拉进怀里。那只停在半空中的手终于落下去，按在罗布后脑勺上，和桑杰按罗布后脑勺的动作一模一样——轻，稳，但他在抖，所以那只手也在抖。罗布的脸被他按在胸口，听到胸腔里传来一种压抑的、沉闷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碎裂了又拼回来。旱獭在他们脚边蹲下来，仰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然后低下头，开始啃次仁松开的鞋带。

桑杰从泉眼方向走回来，砍骨刀扛在肩上，刀刃还挂着水珠。他远远看到石屋门口这一幕，没有走近。他在距离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把砍骨刀从肩上卸下来，刀尖朝下插进土里，然后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不需要被看到也不需要被感谢的见证者。徐云深站在他旁边，手里还拿着那根棉线和一根弯针。他刚才装订到一半看到罗布往村口走，就放下针线跟了过来。

“他叫了。”徐云深说。

“嗯。”

“第七天。”

“够了。”

那天傍晚，次仁做了一件所有藏族人都会做但他在外面六年没有做过的事——他借了次仁老者的经筒，坐在石屋门口，对着冈仁波齐的方向转了一个晚上。他转经筒的动作很生疏，时不时会卡住，转几圈就停下来重新调整手势。但他就那样坐着，一圈一圈转，直到天黑透了，直到星星一颗一颗从高原的夜空中浮出来。

罗布坐在他旁边，拿出骨笛——不是旦增那支真正用来召鹰的骨笛，是桑杰用木头给他削的练习笛，短而细，只有三个孔。他吹了六个长音。不标准，第二个音偏低，第四个音漏气，第六个音还没吹到一半就断了。但调子是对的——那六个传给秃鹫的音，一个八岁的孩子正在用自己还不成调的气息学着吹。

次仁听着。他没有问“这是什么曲子”，他听懂了。在外面漂泊了六年，在工地上扛钢管、在货场里卸水泥、在医院走廊里坐到天亮——他忘了雪山长什么样，忘了经筒转一圈是什么声音，忘了酥油茶里应该放几块酥油。但他儿子的笛声一响，他想起来了。不是用脑子想起的，是用骨头想起的。在日喀则医院那个最后的夜晚，妻子握着他的手说过一句话：“回家。回普布村。那里有人等。”他没问等的是谁。现在他知道了。不是等一个人，是等一个音。那个音在他儿子的笛子里，在这片高原上，在一代传一代的六个长音里。他跟着笛声在喉咙里哼出了第七个音。他不知道第七个音是天葬师吹给活人听的——在经文念完、秃鹫散去之后，单独吹给那个躺过天葬台的人的最亲近的人。他只是在最后一个音消失之后，不由自主地让声音继续往前走了。

罗布听到了。他把木笛从嘴边放下来，抬头看着父亲，眼睛很亮。

“阿爸，你会吹。”

“不会。”

“你刚才吹了。”

“那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