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卓玛的木桶在石屋墙角放了三天。

第一天，徐云深用它打了一壶酥油茶。按她教的步骤：砖茶煮开，滤渣，加盐，倒进木桶，放酥油，用木杵上下抽打。打到第八十几下时手臂酸得抬不起来，他换了只手继续打。最终成品比桑杰打的浓，比德吉卓玛打的淡，咸味刚好——至少他自己觉得刚好。他倒了两碗，一碗给桑杰，一碗给自己。桑杰喝了一口，没说话，但把整碗都喝完了。

“行吗？”

“行。”

这是桑杰式的最高评价。

第二天，德吉卓玛来取桶，看到桶身被擦得干干净净，木杵挂在桶边，用一根皮绳系着——不是她原来的系法，但系得很牢。她拎起桶，用手指敲了敲桶身，听了听声音。

“你用过了。”

“打了一壶。”

“怎么样？”

“桑杰说‘行’。”

德吉卓玛挑了一下眉毛。那个表情很微妙——不是惊讶，是验证了某个她已经猜到但还需要确认的猜想。“他说‘行’，那就是很好了。他对我打的酥油茶只说过一次‘行’。那次我打了三年。”

她把桶夹在腋下，没有马上走。

“桑杰说你要做村史。”

“不是村史。就是记录——老人的故事，符号，经文。只给村里，不发表。”

“一样的。以前也有人做过。”

“谁？”

“王济民。六几年来的那个汉人学者。他在村里住了四十一天，记了三大本。走的时候说会再来。没有再来。”

“你怎么知道他？”

“次仁跟我说过。他说那个汉人问的问题比你还多，但有一个问题他没问——‘能碰吗。’”

这句话桑杰也说过。在普布错湖边，桑杰说师父告诉他，王济民自己说“我知道有些东西不该碰”。两个版本的叙述对上了。

“次仁说王济民没再来。那他那些记录呢？”

“带走了。后来寄回来一份，手抄的。纸太薄，虫子吃了大半。剩下的在我那。你要看？”

徐云深跟着德吉卓玛去了她的屋子。她的石屋在村子东边，紧挨着那间用来当教室的小屋——那是全村唯一一间有黑板和桌子的房子，桌子是用废木板拼的，黑板是一块刷了黑漆的片岩石板。她在教室门口停了一下，推开门让徐云深看了一眼。四张桌子，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画：雪山，羊，秃鹫。有一张画的是天葬台，秃鹫画得比山还大。

“七个学生。最小的五岁，最大的十一。”

“教什么？”

“汉语，藏文，算术。他们最想学的是画画。”她关上门，领他走进隔壁自己的屋子。比桑杰那间小一些，但更整齐。墙上没有秃鹫画像，挂着一张毕业照——德吉卓玛站在一群穿着学士服的汉族学生中间，笑得很灿烂，和她在村里的样子判若两人。书架是用石头和木板搭的，上面放着一排书：藏文课本、汉语字典、一本磨损严重的《西藏文化史》、几本诗集。

她从书架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包裹，放在桌上打开。纸张确实被虫蛀得厉害，边缘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洞，但主体内容还在。竖排的繁体字，钢笔手写，笔迹工整得近乎刻板——和档案馆那份报告的笔迹一模一样。王济民的字。

“你看这个。”德吉卓玛翻到其中一页，指了一段。

“普布村之天葬仪轨，与藏地他处不同者有三。其一，天葬师以己血喂刀，谓之‘刀识主’；其二，每代天葬师于石壁刻一符，谓之‘记名’；其三，骨笛召鹰之曲，六音不变，传四百余年矣。余问老天葬师：若有一日无天葬师，何以为继？老僧笑曰：鹰自会来。”

鹰自会来。

徐云深想起昨天清晨，桑杰站在村口石头上对着天空说的那句“今天鹰来得早”。这句话忽然有了更深的意味——不是仪式，不是职责，而是一种持续了四百多年的对话。每一代天葬师都在和同一群秃鹫说话，用的是同六个音，说的是同一件事：今天有人要走了，你们来送他。四百年来秃鹫从来没有失约。它们确实会来，不管吹笛子的人是谁。

“这份东西，可以让我抄一份吗？”

“本来就是你们汉人写的。拿去吧。”德吉卓玛重新把包裹系好，推到他面前，“他寄回来给师父，师父留给桑杰，桑杰放在我这里保管。他说——‘外面来的东西，放在外面读过书的人那里。’”她笑了笑，这次笑容里没有试探，有一种自嘲，“在拉萨读了四年书，回来变成了‘外面读过书的人’。”

“你回来是对的。”徐云深脱口而出。说完自己愣了一下——他不是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在上海，他从来不对别人的选择发表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他连自己的活法都没搞明白。但在这里，他忽然觉得可以说。也许是酥油茶喝的。

德吉卓玛看着他，眼神里的锋利收起来了一些。不是变柔和了，是放下了某种不需要再端着的戒备。“以前回来的时候，村里老人说我在外面待久了，心野了。桑杰不说话，但他每年给我留一块酥油。最好的那块，放在泉眼边的石头上。我回来才知道是他放的。”她把包裹推到徐云深手边，“他这个人从来不解释。你要看他做什么。他让你住他的屋子，给你打火镰，让你学骨笛——这些不是随便给的。”

徐云深把王济民的手稿捧在手里，纸张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他忽然问了一个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