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不说话，只是听着。

雨天没什么客人的时候，老郎中就在屋檐下授课，雨声缠绵，但那道声音又很清晰地传进他的耳朵 。

他躺在屋里的床上，闭起眼睛，那些知识都清晰地传入耳朵。

不是他刻意要听的，是那间屋子太小了。那些声音从门缝、窗缝、墙缝里渗进来，无孔不入。

他听了很久，听进去了很多，比他在太学里听进去的还多。

两个徒弟见他能下地了，大概是憋坏了。合计了一番，给他用竹子做了副轮椅。

就是给竹椅安了两个轮子，能推着走。

锯竹子、削竹片、钻孔、组装，两个人在院子里叮呤咣啷地折腾了好几天。

轮椅推到他床边的那天，是大晴天。秋日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两个徒弟一左一右地把他扶起来，让他落座在轮椅上。

他摸着那副轮椅，竹子的，新削的竹片还带着一股清冽的气味。

轮子是实心的，用竹篾箍了好几道，推起来吱呀吱呀地响，不太顺滑。俩年轻人就这么推着他漫山遍野地跑，山风拂过他们的脸颊，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他花了半年身体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居，行动自如。

那半年里他学会了很多东西——怎么从床上坐起来不会头晕，怎么扶着墙走到门口不会摔倒。

他学得很慢，每一步都要想很久，想清楚了才敢动。他不急，他有很多时间，多到不知道该怎么用。

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就去劈柴，没有人叫他去劈，是他自己要去的。

斧子提在手里，比记忆中的重了很多——不仅是视力衰退，他的力气也变小了。

他躺了太久，肌肉消了，胳膊都细了一圈。

他劈得很用力，像要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劈进木头里。咔嚓——木头裂开的声音很脆。

有时一劈就是一整个下午，劈到胳膊抬不起来，劈到掌心的水泡磨破了。血和汗混在一起，浸湿了斧柄。

他的衣袖总是湿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流的泪，只是眼睛在出水，像梅雨天的铜人在无声地垂泪。

医馆的饭太难吃了，四个人没一个会做饭，郎中不会，两个徒弟也不会。他们以前都是凑合着吃，有什么吃什么，能饱就行。

他吃了两个月猪食之后，终于忍不住自己动手。

那天他摸进灶房，摸到了米缸、水缸、灶台。

灶是土砌的，铁锅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他端起来的时候手腕用了些力。

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他摸到火石，打了几下才打着。火光映在脸上，他不觉得烫。

成品出来的时候，米放多了，水放少了，稠得像饭，锅底还糊了一层。

他盛起一碗端过去，老郎中吃了一口，没有说话，又吃了一口，还是没说话。

他不等了，给自己也盛了一碗。糊的，苦的，但他还是吃完了。

这是他给自己做的第一顿饭——不是伙夫做的，也不是行军粮。是他用这双手，在这间破灶房里，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的。

他把自己喂活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又能做点什么了。

慢慢地，他学会了做更多东西。他跟着两个徒弟学习木工，给自己做了节盲杖。

他选了一根老竹子。节密，肉厚，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削了皮，用砂纸一遍一遍地打磨，上油再阴干。

从粗磨到细，到最后竹竿摸上去滑不溜丢，温润得像玉。

他在杖头钻了一个孔，穿了绳，可以挂在手腕上不会掉。他终于有了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朝廷赏的，不是祖上传的，是他自己一点点做出来的。

他学会了劈柴、做饭、抓药、给人看病，但不会笑。

后来，老郎中也走了。

在一个雪天，那天早上老头起来，说胸口疼，大概是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那俩笨徒弟叫到跟前，交代了一些事情。

都是些琐碎事，哪片山坡上有好草药，哪个季节该采什么，木箱里剩的医书怎么分。

说得很慢，断断续续的，中间咳了好几回。交代完了，让徒弟们出去，把门带上。

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快死了，另一个也快死了。老郎中握住他的手，弥留之际，轻轻地说着最后一句话。

“好好活。”

老郎中的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像干枯的树皮，布满了斑。

那只手在微微发抖，可握着他的力道不小，他反握住了那只手，像把什么职责接了过来。

院门关好，他把盲杖握在手里，慢慢地拄着下山了。

老头的俩徒弟也被遣散，还算热闹的医馆以后应该是荒了。

雪还在下，细细地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的发顶，落在他的盲杖上。

盲杖点进雪地里，没有声音，雪太软了，把一切都吞掉了。

他走得很慢，把这大半年的日子在脑子里再过一遍。

过完了，从前的事，就该忘了。忘干净了，才能重新开始，重新做一个人。

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没有身份的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灾祸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只是走着，把那间茅屋、那个老头、那两个徒弟、那些劈好的柴、那些糊了的饭、那些推着他爬坡的轮椅，一步一步地丢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