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海歌回到家，脱下外套挂在玄关的衣架上，换上拖鞋走进客厅。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净整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本翻了三分之一的书，是巴基斯坦学者写的中巴关系史专著。

她走到厨房接了杯水，顺便看了一眼冰箱门上贴着的便签条。最上面一张是莫少兰的字迹，写着“少喝咖啡，按时吃饭”四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那是莫少兰上次来她家的时候贴上去的，宋海歌每次打开冰箱都能看到，但她从来没有撕掉。

她端着水杯坐到沙发上，拨通了通州那家光伏企业负责人陈总的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才接通，那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

“宋处长，您好您好！”陈总的声音很热情。

“陈总，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明天下午巴方代表团想临时增加一个行程，去你们企业参观，主要是看光伏组件生产线和储能项目。你看方便安排吗？”宋海歌说。

“方便方便！什么时候到？我马上安排！”

“具体时间明天上午才能确定，我先跟你打个招呼，你心里有个数。巴方这次来的是商务部的次长和十几家企业负责人，规格不低。”宋海歌的语气客气但不容敷衍，“另外，他们可能会问到你们在巴基斯坦的本地化生产和就业带动情况，你让接待团队提前准备一下数据。”

“好的好的，我明天一早开会布置，宋处长你放心。”

挂了电话，宋海歌揉了揉眉心，又打开手机翻看明天的日程。一切安排妥当后，她拿起茶几上那本书继续往下翻。翻到的章节恰好讲的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早期谋划过程，她读着读着，思绪却不自觉地飘远了。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接触中巴经济走廊相关工作，是五年前。那时候她刚从地方商务部门借调到商务部，被分到了西亚非洲司，第一次参加处里开会，听处长讲中巴经济走廊的历史和前景，听得心潮澎湃。

她知道中巴建交初期，因为巴基斯坦是西方阵营的盟国，两国关系较为冷淡。但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双方高层往来逐渐增多，1956年两国总理成功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中巴关系的发展。而从1957年到1969年，中巴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巴基斯坦从对华敌视国家变为对华友好国家。

这段历史她太熟悉了，熟悉到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脑子里。但真正让她理解“巴铁”这两个字分量的，不是冷冰冰的外交辞令，而是爷爷讲了一辈子的那些故事。

爷爷宋正远，1929年生人，1966年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被派往巴基斯坦，参与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那时候爷爷三十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他在工地上待了将近四年，先后参与了多个标段的路基工程，后来因为一次塌方中伤了腰椎，被提前送回国休养。

回国的时候，他是被人抬下来的。

宋海歌记得爷爷晚年时精神好的时候，总是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念叨那些往事。她会搬个小板凳坐在爷爷脚边，听他说巴基斯坦的山有多高，水有多急，那个叫吉尔吉特的小城有多安静，巴基斯坦的老百姓有多朴实。

“巴基斯坦人好啊。”爷爷总是这样开头。

然后他会说起那个叫哈桑的当地翻译。哈桑本来是政府派来的乌尔都语翻译，后来因为和爷爷朝夕相处，两个人的关系越走越近。爷爷教哈桑写中文，哈桑教爷爷几句简单的乌尔都语。工作之余，哈桑会带爷爷去当地的集市，买刚烤出来的馕和浓得发苦的奶茶。

“有一次我发高烧，工地的医生不在，哈桑连夜翻了两座山去镇上给我买药。”爷爷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浑浊的眼睛里总会有光，“你说咱们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哪分什么你我？”

后来爷爷回国了，和哈桑失去了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爷爷辗转寄了一封信过去，地址写得语焉不详，寄出去之后自己也没抱什么指望。但半年之后，一封信从巴基斯坦辗转寄到了湖南老家的小县城，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爷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