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头几年，德意志的广播电台里只回荡着胜利的凯歌。

那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活精准得像墙上的钟表，每日的下午茶与晚间茶会是他雷打不动的仪式。留声机里总是流淌着查德·斯特劳斯、雨果·渥尔夫、还有瓦格纳宏大的旋律，构筑着他日耳曼尼亚的幻梦。

但这一切都在1941年的冬天，随着莫斯科城下的惨败戛然而止。

幻梦破碎了，来汇报的将军们惊恐地发现，曾经意志如钢铁般的元首，变成了一个被抽走灵魂的人偶，面色苍白，步履虚浮。

为了维持全知全能的领袖形象，希特勒身边多了一个叫莫雷尔的庸医。各种成分不明的兴奋剂被注入元首的血管，大把的安眠药在这个帝国的最高统领的胃里翻腾。

在药物的催化下，希特勒的焦虑变成了更可怕的亢奋。他听不进任何劝告，哪怕是陆军参谋长哈尔德的苦谏，也被他当作懦弱的杂音。

“休整军队？你是想坐等美国人把坦克开到家门口吗？”希特勒在地图室里咆哮，愤怒盯着东方的版图，驳斥任何后退的建议。

1942年2月14日，柏林体育馆，希特勒对一万名刚授衔的青年军官发表演讲。

他并未回避德军在莫斯科的惨败，反而巧妙地将它扭曲为自己力挽狂狂澜的证据。明明是他咆哮着解除了将领们的职务，却在演讲时嘲弄属下们不堪重用，一旦形势危急就纷纷辞职。

他还一再强调，在危机来临时，是他独自一人扭转了局势，否则后果一定会更加恶劣。

“我们战胜了一种命运！”在演讲的最后，他歇斯底里地狂叫，“它在130多年前，曾毁灭了另外一个人！”

雷鸣般的欢呼爆发，一万个年轻的声音高唱起国歌。尽管输掉了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希特勒的个人威望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但这一切糊弄不了身经百战的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从体育馆回来后，这位热爱写日记的将军在书桌前打开了他的笔记本：

“元首说的倒也没错，130年前，拿破仑大军在莫斯科城下惨败。与全军覆灭的拿破仑相比，元首的军队好歹撤退成功了，这怎么不算是一种战胜了命运的行为呢？”

“但是，拿这种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成功，把德军的惨败说成了不起的胜利，甚至说成是他本人拯救了德意志民族，是否有点过于牵强？”

“元首的演讲通常都是如此，奇怪的是，这类颠倒黑白的演讲往往无人存疑，被人民大众普遍接受。”

在希特勒看来，军事上的总形势是好的，遥远的好消息正为他的疯狂火上浇油：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取得了意外的胜利；而在太平洋，他的日本盟友谎报了中途岛大捷，让他相信日本即将胜利。

于是，希特勒推翻了所有的稳健计划，做出了一个疯狂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南，夺取高加索的石油；另一路向东，死磕那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

1942年夏天，德军的钢铁洪流再次涌向东方。希特勒坚信，胜利女神会这次一定站在他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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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的捷报让柏林高层的空气都变得轻快起来，在庆祝胜利的酒会上，希特勒的心情好得罕见。

奢华水晶吊灯下，宾客们衣着光鲜，低声谈笑。在这个充满了香槟、鱼子酱和高级制服的世界里，战争的血腥味都被香水味掩盖了。

“勃兰特，我的医生。”元首端着一杯温水，主动叫住了路过的卡尔·勃兰特，脸上带着长辈的慈爱，“我听希姆莱说，你在奥斯维辛搞得有声有色。现在那里就像一部清洁机器，正在扫除世界上所有的病菌。”

“我敬爱的元首，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勃兰特欠了欠身，姿态无可挑剔，“如您所见，比起粗暴的焚尸炉，医学手段能更优雅地剔除掉危害帝国的病菌。”

“优雅，我喜欢这个词。”希特勒眼神中闪烁着病态的兴奋，“但我有时也在想，既然目的是清除，为什么不把犹太人直接赶进毒气室，那样不是更高效吗？”

“我的元首，毒气室是为大规模处理而存在的。”勃兰特语调轻松，“它的空间就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处决50个人，还是3000个人，所需的毒气剂量都是一样的。”

“的确，如果要处决的人只有50个，就不值得动用毒气室。”希特勒点点头，又追问道，“那为何不把这50人多关押一晚，等第二天和新来的那3000人一起处理呢？”

“噢，我的元首，有些事情是片刻都等不得的。”勃兰特笑着摇了摇头，口吻专业，“请您设想一下，假使您在集中营里发现了10个煽动叛乱的危险分子，或者20个患有烈性斑疹伤寒的病人，您是会选择立刻处决他们，还是选择冒着风险再等一晚上呢？”

“喔，你说得对！”希特勒被这具有代表性的比喻说服了，“危险必须被立刻清除，我绝不会让他们留到第二天！”

元首满意地拍了拍勃兰特的肩膀，转身去内厅招呼其他重要的宾客了。

勃兰特看着元首的背影，轻轻舒了一口气，从侍者的托盘里拿起一杯红酒。刚转身，就撞上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刚才的对话很精彩，不愧是你。元首不喜欢让危险留到第二天，你的回答很合他的胃口。”

说话的人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神深邃，却透着淡淡的疲惫。

——阿尔伯特·施佩尔，元首的御用建筑师，也是这个帝国里唯一能和勃兰特在“受宠程度”上分庭抗礼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