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检察院的批捕令是11月15日下午下来的。杜建明拿到批捕令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吃盒饭。他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把批捕令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拿起电话，拨了沈夜澜的号码。沈夜澜正在书店里。林柏舟在二楼整理书架，他一个人坐在柜台前面，面前摊着那本1980年的江城地图。地图的封底夹层已经空了，那张信纸被取走了，但封底上还留着一道浅浅的压痕，像是一个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听筒里传来杜建明的声音：“批捕令下来了，今晚去省城。”

沈夜澜握着听筒，沉默了片刻。“几点？”

“七点，分局门口集合。你准备一下，可能要待几天。”沈夜澜挂了电话，在柜台前面坐了一会儿，然后把地图合上，放回书架上，走上二楼。林柏舟正站在书架前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犹豫该放在哪一层。他听见脚步声，转过头，看见沈夜澜的表情，手里的书停在了半空中。

“批捕令下来了？”林柏舟问。

“嗯。今晚去省城。”

林柏舟把书放回书架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沈夜澜面前。“我跟你一起去。”沈夜澜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担心，有不安，但更多的是那种“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会跟着”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近乎于本能的笃定。

“不行。这次不是去问话，是去抓人。可能会有危险。”林柏舟伸出手，拉住了沈夜澜的手腕。“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会回来。我不跟着你，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回来？”

沈夜澜看着那只握住自己手腕的手，纤细、白皙、骨节分明，力道不大，但握得很紧。“林柏舟，你留在江城，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看好书店。等我回来。”

林柏舟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用力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压在肺里，压在胸口，压在心脏最深处。“几天？”

“不知道。但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

林柏舟点了点头，松开他的手腕，转过身，从书桌上拿起那盏绿色的台灯，塞进沈夜澜怀里。“带着。晚上看材料，别用日光灯，伤眼睛。”

沈夜澜抱着台灯，低头看着那盏灯。灯罩是绿色的，灯泡是暖黄色的，电线是林柏舟新换的，插头是林柏舟亲手接的。这盏灯从33号到32号，从32号到分局，从分局到省城，跟着他走了那么多路，从来没有灭过。“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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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分局门口。两辆车，六个人。杜建明开第一辆，沈夜澜坐副驾驶，后面是李明和王建国。第二辆车上是秦月和省厅的另外两个侦查员。后备箱里放着几箱方便面和几暖壶热水——杜建明说，这次去省城，不是去作客的，是去打仗的。打持久战，打攻坚战，打一场不知道要打多久、但必须打赢的仗。

车开上建设路的时候，沈夜澜看见梧桐巷的巷口站着一个人。林柏舟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抱着招财，站在路灯下面，朝他的方向看着。车从巷口开过去，只用了不到两秒钟。但沈夜澜在这两秒钟里看清了他的脸——他的表情不是担心，不是害怕，是那种“我知道你会回来，所以我在这里等你”的、笃定的、安静的、像老槐树一样扎根在土地里的表情。后视镜里，那个抱着猫的、站在路灯下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缩成了一个点，消失在建设路的夜色里。

沈夜澜收回目光，看着前方的路。车灯照亮了路面上的白色标线，标线在黑暗的道路上向前延伸，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发光的河流。

杜建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紧张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