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维民的审讯持续了四个小时。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顾衍之怎么找到他，他怎么找到程绍棠，程绍棠怎么找到沈鹤亭，沈鹤亭怎么找到陈怀瑾，陈怀瑾怎么打出那通电话。一张网，五个人，十年。

杜建明把所有材料整理好，装进了一个新的档案袋里，在封面上写下了四个字：“提请逮捕”。他写完这四个字的时候，笔尖在最后一个字的收笔处停了一下，在纸面上留下一个微小的墨点，像是一个句号，又像是一个省略号的开头。他没有把它涂掉，就那么留着。也许他觉得这个案子不应该用句号——它是一串省略号，每一个点都是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还没有讲完的故事。

档案袋的封面上除了这四个字，还有一行小字——“犯罪嫌疑人：沈鹤亭”。沈夜澜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手指微微顿了一下。不是犹豫，不是退缩，是那种在你终于走到这一步的时候，身体比脑子更先反应过来的、下意识的、不可控的停顿。然后他翻了过去。

杜建明看着他。“这个材料，今天下午就会送到省检察院。如果顺利的话，一周之内，批捕令就会下来。”

沈夜澜点了点头，把档案袋放回桌上。“杜队长，如果沈鹤亭拒捕呢？”

杜建明从抽屉里拿出那把配枪，放在桌上。枪是黑色的，六四式，小巧，但沉。枪身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冽的、内敛的、不张扬的光。

“他不会拒捕。他是聪明人。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藏、什么时候该站出来、什么时候该认输。他已经跑不了了，藏不住了。他知道。从你到江城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了。你住的32号，是他让老周安排的吧？”

沈夜澜的手指微微收紧。这个问题他一直在想，但一直没有问过任何人。老周说那套房子是他姨父家的空房。老周的姨父是谁？老周的姨父和沈鹤亭是什么关系？他住进32号，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安排？如果是安排，是谁安排的？沈鹤亭？程绍棠？还是那个一直在暗中看着这一切、不动声色地推动着这一切、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主动选择、实际上每一步都走在他画好的路线图上的——那只手？

“我不知道。”沈夜澜说。

杜建明把那把枪拿起来，放回抽屉里，关上抽屉，锁了。“你不用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案子从今天起，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你不再是侦查员，也不再是证人，你是这个案子的——起点。没有你，就没有这一切。”

沈夜澜站起来，把那盏绿色的台灯从桌上拿起来，拎在手里。台灯还是温的，灯泡被焐了太久，灯罩摸上去有一种温热的、像体温一样的温度。“杜队长，谢谢你。”他拎着台灯，转身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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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梧桐巷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沈夜澜推开33号的门，林柏舟正坐在柜台后面看书，招财趴在他面前的账本上，尾巴垂下来，一下一下地扫着桌面。他听见门响，抬起头，看了沈夜澜一眼，把手里的书放下，合上，书签夹在他刚才看的那一页。书签是手工做的，用一张旧挂历纸折成的，上面画着一枝梅花。

“陆维民招了？”他问。

“招了。”

“全招了？”

“全招了。”

林柏舟看着沈夜澜的脸。那张脸上的疲惫比前几天更深了，眼下的乌青更重了，嘴唇干裂得更厉害了，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张被反复折叠了太多次、折痕处已经快要断裂的纸。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不是那种疲惫到极致反而亢奋的、不正常的亮，是一种平静的、笃定的、知道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所以不需要再焦虑、不需要再怀疑、不需要再反复问自己“我做得对不对”的亮。

林柏舟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蹲下来捅了捅炉子，炉膛里的火已经很小了，只有一小簇蓝色的火苗在蜂窝煤的孔洞里跳舞。他加了两块蜂窝煤，用火钳拨了拨，火苗呼地一下蹿上来，把整个柜台照得通红。水壶坐上去了，他开始切姜。今天他切得比平时更多——一整块老姜，巴掌那么大，切成薄片，每一片都薄得能透光。他切姜的时候很专注，刀起刀落，节奏均匀，像一首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关于等待和守护的、沉默的歌。

水开了，他把姜片放进壶里，又加了两勺红糖，用筷子搅了搅，盖上盖子，焖着。然后他转过身，靠在柜台上，双手撑在身后，看着沈夜澜。

“沈夜澜。”

“嗯。”

“如果沈鹤亭被抓了，你会去看他吗？”

沈夜澜把公文包放在脚边，把台灯放在桌上，在林柏舟对面坐下来。椅子是老藤椅，坐上去吱呀一声响，像是在用自己苍老的声音欢迎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坐下来的人。

“不会。”

林柏舟的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想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