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德国之后，惟月生了一场病。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反复的低烧，退了又烧，烧了又退，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加上情绪波动，免疫力下降，让她好好休息。她应了，转头继续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用繁重的课业填满所有时间。

她不接陈廷禧的电话。不回他的消息。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学业忙。吴青川问她为什么，她说没话讲。

吴青川被家里押回国继续上学了，临走前哭丧着脸说“我妈说了再挂科就停我的卡”，然后塞给她一张手写的联系人清单——他在德国认识的所有能帮她的人的电话，从水管工到中餐馆老板，字迹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

“有事给我打电话，”他叮嘱她，“半夜也没关系。虽然我可能接不到。”

“……那你让我打什么？”

“心意到了就行。”他理直气壮。

吴青川走后，她的生活骤然安静下来。上课、下课、图书馆、公寓，四点一线。偶尔吴青凌在楼下喊一句“饭好了”，她就趿拉着拖鞋过去蹭一顿。吴青凌还是那张冰块脸，但盛饭的时候会多给她舀一勺排骨。

“你最近瘦了。”他说，语气像在陈述天气预报。

“哦。”她把排骨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嚼。

“失恋了？”

她差点被骨头噎住：“我恋谁了我就失恋？”

“没恋你半夜发烧不去医院，裹着毯子在沙发上躺了一宿？”

她不说话了。有些事，她不说，他也不问。吴青凌不是吴青川，他给她躲藏的空间永远比她需要的窄一点。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晚。四月的慕尼黑还在下雪，校园里的梧桐树迟迟不肯发芽。她每天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教室和实验室之间穿梭，把生活过成了一条单调的直线。直到那个星期五的下午，生活这条直线忽然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弯。

那天她开着车送陈家来德国过暑假的两个小侄子去吴青凌家。两个小魔头在后座打闹，把薯片撒了一地，她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瞪着他们，正想说“再闹就把你们丢下车”——车身猛地震了一下。不是大事。剐蹭。对方是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车主是个几百斤的德国壮汉，下车就骂骂咧咧，德语夹杂着手势，唾沫星子喷了她一脸。

她本来心情就不太好。这两个熊孩子已经在后座闹腾了整整一路。她忍了一路的闷气恰好需要一个出口。对方又骂得实在难听。她没忍住，推开车门就迎了上去。她德语不算好，但日常交流够用，再加上她从小被陈廷禧逼着练格斗，气势上不带怕的。对方动手，她格挡，保镖为了护她也加入了混战，几个人扭打成一团。路人报了警。

警察局里，她坐在冷冰冰的铁椅上，嘴角破了皮，头发散了，心里那团火烧完之后只剩下一片冷灰。两个小侄子被保镖先送走了，她一个人对着一张陌生的面孔做笔录。手机快没电了。她翻通讯录想找人保释——吴青凌的电话打不通，吴青川在国内，妈妈在希腊度假。她想了想，还是没打给那个人。

最后她打给了一个德国同学。对方说好，又说自己手头有个实验走不开，让一个朋友先来接她。

她从没想过，这一通电话会改变后来的一切。

那个人推门进来的时候，走廊里刚好有阳光从高窗斜照下来。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站在门口。他穿着驼色大衣，围着一条深灰的羊绒围巾，十字架银链在布料上方，眉目温和得像一幅淡彩画，和这个灰扑扑的警察局格格不入。

他说自己叫林亦铖，是同学的朋友，顺路来接她。和警察解释着什么，声音不高不低，音色柔润，德语发音标准得像播音员。

她愣了好几秒。

“你是中国人？”她问，好像有点明知故问。

“嗯。”

“基督——”

“基督教徒。”他补充了她的句子，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跳跃式的提问，也不觉得被冒犯。

“哦。你长得真好看。”她脱口而出。

他没有脸红，也没有被冒犯，只是微微笑了一下：“谢谢。先上车吧，外面下雨了。”

后来她无数次地回忆起那一幕。所有的细节都被她反复摩挲得发亮——他站在灰扑扑的走廊里，身后的窗外是德国冬天灰白的天光，他整个人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干净的、温暖的、不沾尘埃的。

从那天起，她开始了她有生以来最认真的一次“追求”。

林亦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不是没有脾气、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骨子里有一种悲悯和克己，像教堂里被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彩色玻璃窗，阳光透过去会变成温柔的七彩。

他和她年纪相当，一个游手好闲，一个却已经在读博，神经外科方向，住在医院的单人宿舍里。每天的生活三点一线——科室、宿舍、食堂。他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吃饭前要祷告，不抽烟不喝酒不逛夜店，身边从没有过花边新闻。他的华人同事们都说他是“圣人”，他在走廊上经过时连护士长都会放轻脚步。

第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在他的科室楼下等他。手机关机也不刷社交网络，就那么站在暮色里，抱着一枝不知道从谁家花园里摘的红玫瑰，看见他出来就迎上去，问他今天的手术顺不顺利。

他从她身边走过，礼貌而克制地回一句“还好”，脚步一秒钟都不会为此停留。

“林亦铖，你周末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不好意思。”

“为什么？”

“我没有和不熟悉的人单独吃饭的习惯。”

“那多熟悉才算熟悉？”

“……”他没回答，刷卡走人，留她一个人在楼下站着。

她没放弃。

第二个星期，她开始每天换一样小零食——今天一块巧克力，明天一盒软糖，后天一杯咖啡。她踩着点趁他同事在的时候送到科室，华侨同事们笑着打趣他，他无奈地接过，转头放到护士站的公共零食篮里，对所有人开放。

她看到了也不生气，只是下次换了一家更远的甜品店，专程坐车去买的。

“你其实可以专注自己的事情。”他总是这样说。有一回他在饭堂被她的出现惹得皱起了眉头，“每天堵在这里，你不用上课吗？”

“我逃课了呀。”她说得理直气壮，“你看我都为你逃课了，回去还要挨骂，你就少说我两句好不好吗？”

他放下筷子，起身换了一张桌子。

第三个星期，她把自己的“锲而不舍”行为收敛了一些。不再蹲在楼下等他下班，不再去饭堂堵他，不再打电话发短信。她换了一种更安静的方式。

她去教堂。

林亦铖每周末都会去教堂祝祷，她在医院的照片墙上翻找过是否有他出现的相册，其中有一张他的背影照就是拍自教堂的唱诗班座位。她提前打听了教堂的地址，坐很远的车过去。第一次去的时候她在门口被老牧师拦下了——因为她一看就不像主的信徒，而且在一次街道的活动中所有人都在安静倾听天主的故事，只有她无聊地朝她觉得一派胡言的牧师翻白眼，刚好那天老牧师也在。她老老实实地跟牧师聊了半小时的入教是一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回去就把手上的佛珠扔掉，又手抄了好几大卷德文圣经送给他，虽然歪歪斜斜，但还是换来进门听经的许可。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出现在教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牧师对她的到来犹豫过很多次，假如一个潜在的信徒的忠诚是建立在其他信徒身上而不是对主的恭敬上，那他该不该放过这迷途的人呢？但她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不玩手机不睡觉，安安分分。只有一件事让牧师看得出来她的“不虔诚”——她的目光始终不在圣坛上。她盯着前面某个人的后脑勺，视线像被钉住了，一整个弥撒下来都不曾移开。

他对她的存在装作不知。唱诗班的人都跟他说，后面那个小姑娘又来了。消息从老牧师板着的脸传到他这里，他听完，点点头，继续翻开下一首赞美诗的乐谱。

什么都没有变，也什么都没有停。

第四个星期，他开始躲她。换了一条去食堂的路，换了常去的咖啡厅，甚至把周末去教堂的时间临时调成了晚场。她扑了两次空之后，翻遍了附近所有咖啡厅的菜单，终于把他堵在离教会三条街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里。

“你在躲我。”

“嗯。”他没有否认的打算，端起咖啡杯，咖啡八分满，有点烫，所以他喝得很慢。

“为什么？”

他抬眼看她。那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她——不是那种扫一眼就移开的目光，而是停下来、沉住气、从头到脚的打量。她的鼻尖上沾了一点灰——大概是跑太急了，在路上经过的那个建筑工地蹭的。阳光从咖啡馆的玻璃窗外洒进来，把她整个人笼在一个毛茸茸的光圈里。

“你太小了，对所有事情只是一时新鲜。”他说。

“我二十了。”

“你看起来不像。”

“那你觉得我多大？”惟月好气，想拿身份证给他看，但是没有带。

“十五。”如果是与长相相符的心理年龄话。他微微顿了一下，“十六，最多。”

“……”她竟然不知道这该算夸还是损。

“而且你不信教。”他的语气温和但坚定，不是评判，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你进教堂是为了看我。你甚至不觉得自己有信仰的需要。你只是觉得新鲜。等这股新鲜劲儿过了，你自己就会走。”他对她的迟早放弃盖棺定论。

她把嘴角沾着的咖啡渍用纸巾擦掉，擦得很慢，像是在仔细消化他的话。然后她把纸巾团成团放在杯子旁边，抬起头看着他：“那你觉得我多久会走？”

“不知道。一个月？”

“那在这一个月里，你让我陪你，好不好？就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我要是还没走，你就不能赶我了。”

“……”他看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当初他在教堂后面看见她提笔狂抄圣经时的神情一模一样。那里面没有退缩。

他端起咖啡杯又喝了一口，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一个月后，她还在。

春天过完的时候，林亦铖开始自己去饭堂打饭，并且，开始专门绕路去她所有可能出没的地点。

她的日常出没包括：她所在的公寓楼下、她常去的奶茶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警察局门口——这是心理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地点选择，但她就是喜欢站在那里等人，说是“重温命运的起点”。

在这些地方，他出现的时候偶尔手里会多带一杯温热的红茶。红茶不加糖，旁边放一碟她自己要蘸蜂蜜的松饼。他放在长椅这头，就在离她半臂远的位置坐下，翻开书，一句话也不用多说。等松饼的碎屑全掉在盘子里，引来无数白鸽卷起风，翻完他手里的十几页书，他就会站起来，把空杯子收走，说教堂下午有义工活动，问她要不要去看一眼。

她说好。于是一个不信神的人跟在一个信神的人后面，穿越大半个城市去给流浪的人们发免费的晚餐和毛毯。她分发毛毯的时候从不提天主的名字，只说这是这个大帅哥的好心，这个毯子挺软的你要不要多拿一条。他每次都纠正她，她每次都不改。

夏天到来的时候，他下班的时间变得比她放学晚了。工作排期总是拖到很晚，她从实验室出来，没事可做，就去饭堂门口等他。有时候等到月上中天，等到饭堂关了灯，等他的朋友从里面出来跟她说“林医生今天又被主任留了”，她还是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的长椅上不走。

直到他推着自行车、身后背着一整天的疲惫走出来，看见她歪在长椅上睡着了。头发散了半张脸，手里还捏着一罐已经凉掉的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