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递员克劳德的摩托车声在上午十点响起。
那辆军绿色的老式摩托车从土路的尽头驶过来，发动机的“突突突”声准确地抵达了正在往车上搬东西的每一个人。
卢卡斯第一个听到了，他把手里那袋还没系口的土豆放在地上，踮起脚尖朝院门的方向张望；埃弥特第二个，她手里抱着一个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线团，线团的末端拖在地上，跟着她转圈的动作绕出了一团乱麻。
克劳德总是在院门口就停下，熄火，然后步行进来。他走进院子的时候，头盔已经摘了，夹在腋下，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封浅灰色的信封。克劳德径直走向了站在车斗旁边、正在把一捆麻绳往车厢里塞的卡尔姑父。
“卡尔，”克劳德说，声音在院子里此起彼伏的忙碌声中显得格外清晰，“有你的信。等会儿去教堂拿。”
卡尔·霍夫曼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直起腰，转过身，看了一眼克劳德手里的信封。
“谁寄来的？”卡尔·霍夫曼问。
克劳德没有正面回答，他挥了挥手上的信封，然后拍了拍自己膝盖上的灰，说：“我放教堂桌上了。”
他转身走了。
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在院子里又响了一会儿，然后越来越远，最后被蝉鸣吞没了。
卡尔·霍夫曼的目光落在院子里的行李上。两个帆布旅行袋，一个装满了孩子们换洗衣服的藤篮，一袋姑妈早上从菜园里摘的、准备带给米尔德福亲戚的番茄和豆角，以及一个用旧床单包着的鼓鼓囊囊的包袱。这些东西堆在车斗旁边。
卡尔·霍夫曼抬起头，朝站在车门边的玛莎姑妈说：“我下午得去一趟教堂。”
玛莎姑妈正在清点购物清单上的项目，圆珠笔在纸面上划出一道一道的痕迹，听到这句话，笔尖顿了一下。“什么事？”她问。
在银溪镇，邮递员专门跑一趟来说“等会儿去教堂拿”的信，通常不是什么好消息。不是罚款通知，就是什么表格填错了要重填，再不就是某个远房亲戚的什么公证文件。玛莎·米勒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听一个让人头疼的答案。
“不知道，”卡尔姑父说。他确实不知道，但克劳德专门跑一趟来说“等会儿去教堂拿”，而不是像往常一样把信塞进门缝，说明这封信需要签收，或者需要本人去取，或者——他想起了那个信封。
“我下午去一趟，”卡尔·霍夫曼又说了一遍，“我先送你们去车站，办完事赶下一班火车。”
玛莎姑妈把圆珠笔夹在耳朵上，两只手叉在腰间，看着卡尔姑父。
“你说你，”玛莎姑妈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要出门了来一封信。什么东西这么要紧？不能明天去吗？人家克劳德又不是只跑今天一天。”
卡尔姑父没有接话。他知道这时候接话的后果，她会继续说，从“你这个人”说到“上次也是这样”，再从“上次也是这样”说到“你爸当年也是这个德行”。他沉默地站在那里，像一棵已经学会了在风里不摇晃的老树。
“行了行了，”玛莎·米勒摆了摆手，把一肚子的唠叨都咽了回去，但咽得不彻底，又从嘴角漏出来几句，“那你去吧。别杵着了。早去早回，赶不上火车你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可不等你。”她转身继续清点清单，圆珠笔在纸面上划得更用力了。
“你把油泵的型号发给我，”玛莎姑妈头也不抬地说，“到了米尔德福我自己去买。别又像上次那样买错了，买个十四号的回来，你那个破拖拉机明明是十二号的嘴。”
卡尔姑父张了张嘴，想说“上次那个是店老板拿错了”，但看到玛莎姑妈两手叉腰、眉头拧成一个结的样子，又把嘴闭上了。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在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写了一个数字，递给玛莎姑妈。
玛莎姑妈接过来看了一眼，塞进了口袋里，又嘟囔了一句：“十二号。记住了。要是买错了我就把那个破拖拉机拆了当柴烧。”
卢卡斯和埃弥特提取出来“祖父不去”这四个字。卢卡斯第一个发出了声音，一声拖长了尾音的“啊——”，那声音里有一半是失望，另一半是“我已经习惯了大人临时有事”的过早成熟的无奈。埃弥特没有叹气，她只是把手里的线团扔在了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了旁边，两条腿伸得直直的，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她的不满。
没有人安慰他们，因为玛莎姑妈已经在确认新的方案了：“我们先去车站，到米尔德福先找酒店住下，明天玩一天，后天采购。你们祖父要是赶得上就赶，赶不上我们自己买。”
玛莎·米勒的语气里没有焦虑，只有“那就这样办”的干脆。银溪镇的女人都是这样的：她们承担起责任，她们不“等待”。
俞栖迟把水壶放到了车顶上。那是一只军绿色的老式铝制水壶，壶身上有一层细密的、被磕碰出来的凹痕。她把它塞进车顶行李架的网兜里，手指按住壶盖确认拧紧了，然后松开手。铝制壶身在车壁上碰了一下，发出一声清响。
一声清响。
淡绿色酒液倒入玻璃杯时，金盏花的花瓣在初夏树叶的新绿间摇晃。一阵清新的、带着青苹果和蜂蜜香气遮住了火车的气味。
俞栖迟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做了个“过敏”的口型。老妇人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从篮子的另一侧翻出一只保温壶，拧开盖子，倒了一杯冒着热气的、泡着金盏花花瓣的茶，递给俞栖迟。
淡金色的茶水间，花瓣沉浮。俞栖迟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老妇人笑了笑，拍了拍俞栖迟的手背，转身去招呼下一个乘客了。
火车上，男人们穿着亚麻衬衫，领口或胸口绣着一小朵金盏花，有的干脆不绣，只是在口袋里别一朵真花。
年轻女孩穿着白色的棉布裙子，下面是便于行动的裤子，裙摆上绣着一圈金盏花图案，腰上系一条金盏黄的丝带，头发上戴一顶小小的、用新鲜花朵编成的花冠，在这群即将起飞的、橙色的蝴蝶，在车厢的微风中轻轻颤动。
老人和孩子手腕上系着一条金盏黄的布条，或者帽檐上别着一朵已经有些蔫了的花，花茎用湿棉花裹着，再用锡纸包住，好让它多撑几个小时。整个车厢里都是这种明亮的、温暖的、像被太阳浸透了的橙黄色。
这是附近那座叫维里迪斯的城市的节日余韵。
金盏花节在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参加完节日的人们正在回家的路上：有的人从维里迪斯出发，往东回自己的城市，有的往西，有的往南，有的往北，涟漪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
他们在火车上、在汽车上、在拖拉机的后斗上，带着花冠、带着布条、带着没喝完的绿酒和没吃完的炸糕，把节日的余温一点一点地带回各自的城市。
这座车厢里的乘客，有的是刚从维里迪斯回来的，有的是在沿途车站上车的、被这股橙黄色的暖流裹挟着的陌生人。
一个穿着亚麻衬衫的中年男人从座位下面拖出一个藤编的篮子，掀开盖在上面的棉布，里面是整整齐齐码着的金盏花炸糕——金黄色、花形、边缘酥脆、还带着油锅的余温。他开始给周围的乘客分发。
有人从随身的布袋里翻出几只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杯，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用玻璃纸包着的柠檬硬糖，有人把自己面前的那碟切好的黑麦面包推到过道中间。
一个年轻的、穿着白色棉布裙子的姑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头上戴的花冠已经有些歪了，几朵金盏花垂下来，搭在她耳边。她从座位下面拿出一把手风琴。琴身上的漆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