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陈寅生偏心——虽然他对林晚棠确实比一般学生多了一些关注，这一点她自己也能感觉到——而是因为她在讨论课上的那次发言太出色了。那一次关于“兴”的发言，在场的研究生里有好几个人记住了她。

“那个本科小姑娘挺有意思的，”一个博士生在课后跟陈寅生说，“思路很独特。不像是在背书，像是在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

陈寅生找到林晚棠的时候，是在一次讨论课之后。其他人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他们两个人。陈寅生坐在讲台上收拾讲义，林晚棠在最后一排整理笔记本。陈寅生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晚棠，你过来一下。”

林晚棠走过去。陈寅生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揉了揉鼻梁。他的鼻梁上有两道深深的印子，是老花镜压出来的。那两道印子像是年轮，记录着他戴了多少年的眼镜。

“校庆周文学院有个‘诗经之夜’的活动，你知道吧？”

“知道。公告栏上贴了海报。”

“我想让你上台朗诵一首诗，然后讲讲你的理解。你自己选一首。想讲哪首就讲哪首。”

林晚棠愣住了。

“我？上台？”

“嗯。”

“陈老师，我才大一……”

“大一怎么了？”陈寅生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学问不看年级，看脑子。你有脑子，你就上。”

林晚棠沉默了。她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来回摩挲，感受着硬壳封面的纹理。

“好。”她说，“我试试。”

她选了《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是一首关于亡国的诗。《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周大夫行役路过镐京——昔日的周朝都城——看见昔日的宗庙宫室已经变成了农田，长满了黍子和高粱，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历代注家都把它读作一首亡国之诗，一首故国之思的诗，一首兴亡之叹的诗。

但林晚棠不想讲亡国。

她想讲的是诗里的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懂我的人，知道我是因为忧伤；不懂我的人，以为我是在追求什么。

这四句话，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对“不被理解”的书写。

她太懂这种感觉了。

在村里的时候，她是那个“奇怪的孩子”。别的女孩在绣花、织毛衣、聊八卦的时候，她在看书。别的女孩在想着怎么嫁个好人家的时候，她在想着怎么考上大学。村里的人都说：“林家那个丫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个山里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嫁人？”

她记得说这话的人是村里的王婶。王婶不是坏人，她只是说了大多数人心里想的话。在一个没有人读过大学的山村里，“读书改变命运”不是一个信念，而是一个笑话。你跟他们说你将来要去北京，他们笑着点头，心里在想“这丫头疯了”。

连她阿妈都曾经说过：“阿棠，你别太要强了。女孩子家，差不多就行了。”

阿妈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她们坐在灶台前取暖，灶膛里的火光映在阿妈脸上，把她的皱纹照得很深。林晚棠正在看一本借来的《平凡的世界》，头都没抬。阿妈看了她一会儿，突然说了那句话。

她当时没有回答。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想跟阿妈吵架，阿妈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但她也做不到“差不多就行了”。她做不到。

她没有“差不多”。她考了全县第一，全市第三，全省第九。她拿到了临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坐了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这座她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城市。

她证明了自己。她证明了读书有用，证明了山里女娃也可以考上大学，证明了“心比天高”不一定“命比纸薄”。

但那种“不被理解”的感觉，并没有消失。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在大学里，她是那个“从山里来的女孩”。同学们用好奇的、怜悯的、或者居高临下的目光看她。有人问她“你们那里是不是没有电”，有人问她“你是不是从小就骑马上学”，有人问她“你吃过肯德基吗”。不是恶意，是真的无知。他们不是在嘲笑她，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太小了，小到装不下一个没有电、没有肯德基、没有柏油马路的地方。

但那种无知比恶意更让人难受。因为恶意你可以反击，你可以生气，你可以说“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但无知你无法反击。你怎么能对一个人说“你不应该不知道我家没有电”？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去想象一个没有电的世界？

他们的无知不是他们的错。但她的痛苦是真实的。

那种痛苦来自一个更深层的、更难以言说的东西——她既不属于这里，也回不到那里了。

她是那个站在黍离之野上的周大夫。她的宗庙宫室——她的故乡、她的来处、她的根——已经变成了农田。她再也回不去了。那个山村已经不是她记忆中的山村了。她变了，山村也变了。她回去的时候，村里人会叫她“大学生”，会用一种新的、陌生的眼光看她。她不再是“林家的丫头”，她是“那个考上大学的人”。这个新身份让她跟故乡之间隔了一层什么东西，透明的，但撕不破。

但在这座新的城市里，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一个外来者，一个闯入者，一个永远需要解释自己从哪里来的人。她说“我来自云南”，对方问“昆明吗”，她说“不是，一个小山村”，对方的表情就会微妙地变化一下——那种变化很细微，但她看得见。那是一种“哦，原来你是农村来的”的微妙变化，不是歧视，而是一种……距离感。一种“我们不是一类人”的距离感。

她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她把她的理解写成了一篇三千字的讲稿。她写了整整一个周末，改了七遍。第一遍写得太感性，像一篇抒情散文，不像学术讲解。第二遍写得太理性，像在写论文，冷冰冰的，没有温度。第三遍她把感性和理性混在一起，发现混得不好，像油和水，分层了。第四遍她重头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得很慢。第五遍、第六遍、第七遍，一遍比一遍好。

最后一稿，她读给沈知白听。沈知白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把第三段倒数第二句删掉，太啰嗦了。其他都很好。”

陈寅生看了她的讲稿，沉默了很久。

他不是在犹豫要不要用这篇讲稿——他是在消化。他在消化一个十八岁的、从山里来的、穿着解放鞋的女生，用三千个字说出来的那些话。

“你的文字里有真情。”他终于说，“不是技巧上的真情，是骨子里的。这种东西教不出来。”

“诗经之夜”在文学院的大报告厅举行。

时间是周五晚上七点。林晚棠六点就到了。她从来没有在那个报告厅里站过，她想提前熟悉一下场地。报告厅很大，能坐三百人，舞台上有专业的灯光和音响。她站在舞台中央，看着台下空荡荡的座椅，想象着两个小时后这里会坐满人。她的心跳得很快，但她不紧张——至少她觉得自己不紧张。

来的观众比她预想的多得多。除了文学院的师生，还有校领导、返校校友、其他院系的学生。何苗辅导员告诉她，票在三天前就发完了，还有人找她加座。林晚棠听了这个消息，手心开始出汗。

她穿着一件顾念之借给她的白色连衣裙。

“你总不能穿衬衫上台吧？”顾念之在活动前一天晚上，从衣柜里翻出这条裙子，硬塞给她，“试试，应该合身。”

裙子是顾念之的，只穿过一次，是去年她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时穿的。白色的，棉麻质地，收腰，裙摆到膝盖上方一点点。林晚棠穿上之后，顾念之退后两步，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好看。比我穿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