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的秋老虎还在发威，蝉鸣在老梧桐树上扯着嗓子聒噪，钟家堂屋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把闷热的空气搅得更烦躁。姑姑蹲在门槛上摘菜，竹篮里的空心菜堆得冒了尖，突然听见村口代销点的大喇叭喊她的名字：“林秀英，有你的信！”

姑姑手忙脚乱地在围裙上擦了擦，趿着塑料凉鞋就往村口跑，蓝布衫的下摆被风掀起一角。等她攥着牛皮信封回来时，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一进门就扬着信冲钟浩喊：“他爸，你看，元伟来信了！这孩子，总算想起家里了。”

钟浩正坐在小板凳上磨镰刀，刀刃在磨刀石上发出“嚯嚯”的声响，他头也没抬：“怕是又没钱了。”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得姑姑脸上的笑意淡了些，但她还是急急忙忙拆开了信，眼睛在字里行间扫过，突然一拍大腿：“哎呀，不是要钱！你看你看，元伟说在厂里找着女朋友了，过年要带回家！”

钟浩停下手里的活，接过信皱着眉头读。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钟元伟在里面写着“厂里姑娘对我好”“人长得俊，还会疼人”“过年带回来给爸妈看看”，末尾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爱心。钟浩把信纸往桌上一扔，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刚出去打工半年就谈对象，能靠谱吗？他那性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怎么不靠谱？”姑姑把信抢回来小心叠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人家姑娘愿意跟着他，说明元伟有本事。你忘了上次他回来，穿的那件亮面夹克，说是什么‘名牌’，厂里同事都羡慕他。”

林默坐在角落里写作业，笔尖在作业本上顿了顿。他想起钟元伟辍学那天蹲在田埂上，说“读书没用，出去打工赚大钱”，还偷偷把家里准备给林默交学费的五十块钱拿走了。当时钟浩气得要揍他，姑姑拦着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看来，钟元伟所谓的“赚大钱”，不过是在厂里混日子罢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姑姑兴高采烈的样子，又看了看钟浩皱成川字的眉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钟元伟的性格他最清楚，好吃懒做，兜里有俩钱就去网吧打游戏、买烟抽，连给奶奶买盒感冒药都舍不得。那个姑娘跟着他，怕是要吃苦。

钟元伟刚到深圳时，确实像他信里写的那样，进了一家电子厂。厂子在关外的工业区，围墙比老家的村头槐树还高，大门上的铁门焊得密不透风，只有上下班时才会轰隆隆打开，涌进涌出一群穿着蓝灰色工服的年轻人。

第一天进车间，钟元伟就傻了眼。几百平米的厂房里，流水线像一条看不到头的长龙，焊锡的烟雾、机器的轰鸣、组长的呵斥声混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他被分配到插件岗，面前的传送带每分钟要过二十个主板，手里的镊子刚把电容插好，下一个就已经滑到了眼前。

“快点！手脚麻利点！”组长是个四川女人，留着短发，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今天完不成产量，所有人都别想下班！”

钟元伟咬着牙熬了一天，晚上下班时，手指肿得像胡萝卜，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同宿舍的工友告诉他，这还算好的，旺季时每天要干十四个小时，连吃饭都要在流水线上扒拉。

可钟元伟哪受得了这个苦？他在家时连碗都懒得洗，现在却要每天对着冰冷的机器。干了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开始偷懒：组长不在时就躲在消防通道抽烟，或者偷偷跑到厕所里玩手机。没过几天，他就被组长抓住，罚了五十块钱。

“你要是不想干，就滚蛋！”组长把罚款单摔在他脸上，“外面等着进厂的人能从这里排到火车站！”

钟元伟不敢吭声，心里却憋着一股火。他想起自己离家时说的话，“混出个人样来再回去”，可现在，他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做不好。那天晚上，他在工业区的小饭馆里喝了半斤白酒，借着酒劲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却在听到姑姑声音的瞬间，把到嘴边的委屈咽了回去：“妈，我在这里挺好的，工资高，活儿也轻松。”

挂了电话，他蹲在马路牙子上哭了。深圳的霓虹那么亮，却没有一盏是为他而开。他觉得自己像个笑话，当初雄心壮志地出来，现在却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为了逃避流水线的苦，钟元伟托老乡找了份保安的工作。说是保安，其实就是在工业区的门口站岗，每天十二个小时，风吹日晒，还要时不时被进出的老板呵斥。干了没多久，他又嫌这份工作没面子，转头去了一家KTV当服务员。

KTV的工作确实轻松，不用对着机器，还能时不时蹭点客人剩下的烟酒。可这里的鱼龙混杂，钟元伟很快就染上了坏毛病：跟着客人学抽烟、喝酒，学会了用花言巧语哄女孩子开心。也就是在这时，他认识了那个四川姑娘，小丽。巧合的是，当初他出来打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和他邻村的女朋友在一起，在出来挣钱的，而当时的女朋友也叫“小丽”，如今，早已被他甩到脑后了。

小丽在KTV做收银员，长头发，笑起来有两个梨涡。钟元伟对她一见钟情，每天都借着送果盘的机会找她聊天，给她带从外面买的奶茶和零食。小丽从小在山里长大，没见过这样会说话的男孩子，很快就被他哄得团团转。

两人确定关系后，钟元伟就更无心工作了。每天上班迟到早退，把心思都花在小丽身上。他拿着不多的工资，带着小丽去网吧打游戏、去夜市吃烧烤，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得精光。

小丽劝他省着点花，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等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买新衣服。”可他的工资，永远都不够他挥霍。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开始向老乡借钱，借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

林默的不安很快变成了现实。

半个月后的傍晚，天色擦黑的时候，家里的座机突然响了，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突兀。钟浩接起电话，刚“喂”了一声，脸色就沉了下来，握着听筒的手青筋暴起：“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