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晚握着手机，靠在客房的窗边，看着窗外的花园。花园里有一棵玉兰树，开花了，白色的花朵在阳光下亮得晃眼。

“我怕我走过去了，他还没准备好。”她说，“我怕他还没学会怎么表达，我又要回到那种猜来猜去的日子。我怕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扇他不敢打开的门。”

“那你就等他自己走过来？”

“我已经等了三个月了。”沈时晚说，“再等一等，我不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变了，”许安宁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多急啊，恨不得把所有的答案都攥在手里。”

沈时晚想了想。“以前是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他在等我，现在我知道了。知道有人在等你，你就不会那么急了。”

许安宁叹了口气。“行吧，你俩继续磨叽吧。我不催了。反正你俩早晚要在一起的，我又不差这一两天。”

“你怎么知道早晚要在一起？”

“因为你们两个根本分不开。”许安宁说，“绑都绑不开了。”

挂了电话，沈时晚在窗前站着看着那棵玉兰树看了很久。白色的花瓣在风里微微颤动，偶尔有一片落下来，在空中转几个圈，然后落在草地上。

她想起那天在旧厂房的墙上看到的那行字——沈时晚。只有这三个字，写了很多遍。他把她的名字刻进水泥墙里，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面墙，但只有这一面，刻着一个暗恋了十年的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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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沈时晚该走了。

许安宁明天回来，她今晚可以回自己的住处了。她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把客房的床单扯下来，叠好，放在床上。把床头柜那杯没喝完的水倒掉，杯子洗干净，放回原处。

她检查了一遍房间，确认没有落下什么。然后她走到玄关，换了鞋。她自己的鞋，那双穿了两年的黑色短靴，已经从冬天的磨损里缓过来了。她弯腰系鞋带的时候，看到鞋柜上放着一样东西。

一把钥匙。

没有标签，没有纸条，就是一把钥匙。银色的，很新，齿纹清晰。和这栋房子的其他钥匙一样，是开大门的。

沈时晚看着那把钥匙，心跳忽然变得很快。她没有动，也没有去拿，站在那里想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冰凉的，金属的触感，和她第一次在傅司珩书房抽屉里拿到那把铜钥匙时一模一样，都是凉的，但拿久了就会变暖。

她把钥匙放进了包里。

然后她打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电梯到了，门开了，她走进去。电梯门关上的瞬间，她想起一个问题，一个她该问但没有问的问题——那把钥匙，是他放在那里的，还是他自己忘了收的？

是前者。她知道的，因为他从不把东西乱放。他的一切都是有序的、精准的、在它该在的位置的。那把钥匙在那里，不是忘的，是放的。他在给她选择——你来，或者不来。你把钥匙拿走，或者留下。你走进我的生活，或者继续站在门口。

她把钥匙放在包里了。

那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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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的住处，沈时晚打开门，屋子里很安静，许安宁还没回来，窗外的老槐树发芽了，嫩绿色的叶子在春风里轻轻摇晃。她放下包，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春天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远处不知道什么花的香气，很好闻。

她站在窗前，从包里拿出那把钥匙，放在掌心里。阳光落在上面，银色的金属表面反射着细碎的光。

她看了很久，然后打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傅司珩发了过去。

没有文字，只有一个图片。

对面很快回了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

“你拿了。”

沈时晚看着这三个字，笑了，从心底里涌上来的、忍不住的、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整张脸都在发光的笑。她握着手机打了三个字。

“嗯，我拿了。”

发送。

对面正在输入，停了，又开始输入，又停了，反复了好几次。她等着。她学会等了，在他身边，她学会了很多东西——怎么和面、怎么炖汤、怎么在凌晨三点收到一杯温度刚好的咖啡、怎么从“安”里面读出“晚安”。

最后他的消息过来了，一行字。

“别弄丢了。”

沈时晚看着这行字，眼眶忽然就红了。别弄丢了——不是钥匙，是他。他藏了十年，等了十年，忍了十年，终于敢把一把备用钥匙放在鞋柜上，终于敢说一句“别弄丢了”。

她的回复只有三个字。

“不会的。”

不会弄丢，不会放手，不会让他再等了。

窗外的玉兰花开得很好，白色的花瓣在春风里微微颤动着，像一只只随时会飞走的白蝴蝶。她想起十八岁的自己穿着白裙子走过那条林荫道，不知道有人在看她。她想起二十一岁的自己在民政局签字的时候，不知道那个人手指在发抖。她想起二十四岁的自己在他的书房里发现那本日记，蹲在地上哭了很久，不知道那些眼泪是甜的。

现在她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