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纺织厂的项目在三月初通过了规划审批，进入施工图阶段。之间建筑开始做施工图，甲方开始做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双方的合作还在继续，会议比之前更多了。几乎每周都要去傅氏集团汇报一次，沈时晚每次都去。有时傅司珩在，有时不在，她已经学会了不再去在意他在不在。但每次会议结束之后，手机里都会多出一条消息。

“今天汇报得不错。”或者“那张总图的标高再核对一遍。”或者只有一个“嗯”。她每条都回，回得很认真，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工作也确实是工作。她在之间建筑的第二个月，从一个“还在适应期的新人”变成了“可以独立负责部分工作的设计师”。宋知意把城南项目的景观节点设计全权交给她，不算大，但很重要——那是整个项目的“面子”，是公众进入这片旧厂区的第一印象。

她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些节点上。画了很多稿，毙了很多稿，重画了很多稿。有时在事务所画到凌晨，有时周末在家画一整天，有时——去现场画。

三月的城南纺织厂，和去年秋天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野草还枯着，但枯黄的缝隙里已经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意，是那种很嫩的、刚钻出土不久的、几乎可以掐出水的浅绿色。不知名的鸟在屋顶上叫，叫声很脆，一声一声的，像是用一个小锤子在敲一块玉。风也不一样了，冬天的风是刀子，割脸；春天的风是手掌，拂面。

厂区里的树大多还没发芽，但枝条已经从僵硬的深褐色变成了柔软的赭红色，在风里轻轻摇晃。这些变化很细微，细微到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她看出来了。她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留意这些以前从来不会在意的东西——季节的流转，植物的生长，风的方向，光的颜色。是因为做建筑做久了，对“场地”变得敏感，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她说不清楚。

她今天来是为了复核一个尺寸。景观节点的标高和现场的原始地坪对不上，图纸上标的是一回事，仪器测出来是另一回事。宋知意让她来现场看一眼，到底是图纸错了，还是场地在测绘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沈时晚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唐果，也没有叫林屿。下了车，她沿着那条长满杂草的水泥路往厂区深处走。鞋底踩在碎石子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伴着厂房方向偶尔传来的鸟叫，整个世界都格外安静。她喜欢这种安静，这种安静让她觉得自己离那个真正的、不需要伪装的自己很近。

她走到那个景观节点的位置，蹲下来，拿出卷尺和图纸，开始比对。图纸上的尺寸是十五米六，现场用激光测距仪打出来是十五米三，差了三十公分。三十公分对于建筑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景观节点来说，可能影响整个台阶的级数和坡道的坡度。

她从包里拿出笔，在图纸上标了一下——现场标高比图纸低三十公分，需要回去和结构专业对一下基础底标高。

她合上图纸，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本来打算从右转的那条路直接出去，走着走着她忽然改了主意，拐了弯，往厂区更深处走去。

那栋红砖小楼在那排老槐树后面。

去年秋天她来勘察场地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栋楼——两层的，独立于厂区主建筑群，位置靠里，被几棵老槐树挡着，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她去过那栋楼的屋顶，在屋顶上，十六岁的傅司珩画过她的素描，背影，侧脸，围栏，天空，远处的城市轮廓。

她没有上楼。她今天想去那栋楼的一层看看——那间配电房，门没锁，只是虚掩着。她推开那扇生锈的铁门，门轴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她走进去。

配电房不大，大概十来平米。地上全是灰，墙上挂满了蜘蛛网，角落里堆着一些废弃的电线、瓷瓶、铁架子。屋顶的天花板有一半塌了，露出一排排灰黑色的木板。阳光从破洞里照进来，在昏暗的房间里切出一道一道的光柱，空气里的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浮。

她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正准备转身离开，忽然有了新发现——那面墙。那面朝南的、正对着窗户的墙，墙上的水泥层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红砖和灰缝。在剥落的水泥层的边缘，有人用什么东西刻了一行字。

不是写，是刻。很深，一笔一划都很重，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怕被风刮走。她走过去，蹲下来，凑近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沈时晚。

第一行，刻的是她的名字。

她的手开始发抖。她的目光往下移，第二行——沈时晚。第三行——沈时晚。第四行——沈时晚沈时晚沈时晚。

很多遍，从工整到潦草，从清晰到模糊，一行一行，一道一道，像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心境下，一次又一次地来这里，一遍又一遍地写下同一个名字。每一笔用的力气都不小，有的地方水泥被刻得太深，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像是在她不知道的时光里，有人替她经受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把她刻进了砖石的深处。

她的眼眶忽然就红了。

她伸出手指，指腹轻轻地、慢慢地抚过那些字迹。水泥的触感粗糙而冰凉，刻痕的边缘锋利得像刀片。她从头摸到尾，从第一行到第十几行，从工整的楷书到潦草的不知道什么体。她不知道这些字是哪一年刻下的，但她知道这些字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和日记本上一模一样。

她抬起头，看着这间昏暗的、破败的、堆满废弃电线的配电房。十六岁的傅司珩，一个人坐了很久的公交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这片荒废的旧厂房。他爬上屋顶，画她的素描。他躲进配电房，在墙上刻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那时候的他在想什么？在想“她会不会有一天也来这里”？还是在想“她永远都不会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在想她”？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想她，想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刻在墙上，刻进水泥里，刻进这栋会被拆掉的旧厂房里——来证明，她来过他的世界，她没有注意到他，但他注意到了她，记住了她，把她刻进了自己的骨头里。

沈时晚在那面墙前蹲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久到阳光从这一道光柱移到了另一道光柱。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不是给许安宁看的，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是给自己的——她要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面墙，记住这些字。等有一天，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把所有藏了十年的话全部说出来的时候，她会把这些照片给他看，告诉他：我知道你在墙上写了我的名字，我看见了我都看见了。你十六岁时一个人躲在这间配电房里，在墙上刻下的那些——我全都收了。

没有白费。你没有白等。你的十年，我全部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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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时晚从配电房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

三月的白天还是很短，五点多太阳就偏西了，把那些红砖墙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道一道地铺在地上。她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那排老槐树的时候，忽然停下来，转身又看了一眼那栋红砖小楼。

它立在那里，沉默的，破败的，被时间和野草一起吞没了大半。但它里面藏着一个秘密，那个秘密有一个名字——她的名字。

沈时晚深吸一口气，转过身，继续往外走。

鞋子踩在碎石子上，嘎吱嘎吱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厂区里回荡着，像是有人在身后跟着她。她知道不是人，是影子。是十六岁的傅司珩的影子，从十年前跟到现在，跟了十年，还将继续跟下去，直到有一天——他不需要再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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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事务所，已经快六点了。大部分人都走了，只有唐果还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发呆。

“你怎么还没走？”沈时晚放下包。

“等你啊。”唐果打了个哈欠，“你不在，我一个人不敢走，怕黑。”

沈时晚笑了。“你多大了，还怕黑？”

“怕黑不分年龄好不好？”唐果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你今天去现场了？怎么样？尺寸对得上吗？”

“差三十公分，回去要和结构对一下。”

“哦。那你吃饭了吗？”

“还没。”

“那走吧，我请你吃麻辣烫。”唐果穿上外套，背上包，“楼下新开了一家，味道还不错。”

沈时晚犹豫了一下，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六点十分，还早。她本来想回去自己做饭的，但唐果难得请客，不好拒绝。

“好。”

她们一起走出事务所。创意园区的广场上，有几盏灯已经亮了，暖黄色的光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温柔。几个加班的年轻人站在门口抽烟聊天，笑声一阵一阵的。

“时晚，你今天是不是去城南纺织厂了？”唐果一边走一边问。

“嗯。”

“那个地方，你不觉得瘆人吗？那么大一片厂区，一个人都没有，全是荒草和破房子。”

“不觉得。”沈时晚想了想，“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安静。”

唐果看了她一眼。“你这个人真奇怪，别人都觉得恐怖，你倒觉得安静。”

沈时晚笑了笑，没有解释。因为唐果不知道那个地方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一个项目，不是一块地，不是一个甲方爸爸的资产，是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来安静一下”的地方。她走在他走过的路上，踩在他踩过的台阶上，看到他刻在墙上的她的名字。她在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她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傅司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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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烫店不大，但生意很好。空气中弥漫着辣椒和花椒的味道，唐果一进门就开始打喷嚏，一连打了三个，眼眶都红了。

“你是不是对花椒过敏？”沈时晚递给她一张纸巾。

“不是，是太香了。”唐果擤了擤鼻子，“我的嗅觉比较敏感。”

她们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一人端了一碗麻辣烫。唐果那一碗红油滚滚的，沈时晚那一碗清汤寡水的，放在一起对比鲜明得有些好笑。

“你为什么不加辣？”唐果看着她碗里的清汤，皱起眉头，“麻辣烫不加辣，还有什么灵魂？”

“我胃不好。”

“哦。”唐果点点头，低头吃了一口自己碗里的，然后被辣得直吸气，“呼——好辣——但是好爽！”

沈时晚看着她被辣得眼泪汪汪的样子，笑了。

“时晚，”唐果忽然放下筷子，一脸八卦地看着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别生气。”

“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认识傅氏集团那个傅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