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把手里攥着的东西递过来。是一叠钞票，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包着，皱皱巴巴的。

“方先生，昨天你救了我，我一直在想怎么报答你。”她低着头，声音柔柔的，但尾音在发颤，“我把手镯当了。不多，但是——”

方启恒低头看着那叠钞票，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他没有接钱，只是问她当票还在不在，带她回当铺把镯子赎了回来。

当铺伙计把那只翡翠镯子从玻璃柜里取出来时，苏曼的眼眶又红了，把镯子套回手腕上，抬头看着他，丹凤眼里映着当铺门口暖黄色的灯光。

“方先生，你真好。”她轻声说。

那之后，苏曼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她说想学经济，他便借书给她，在咖啡店里用钢笔在餐巾纸上画供需曲线图。

她听得认真，偶尔问几个浅显的问题。

有一天傍晚，他加班晚了，走出银行大门时看见她还等在梧桐树下，手里拎着一只保温饭盒，里面是她自己做的糖醋排骨，排骨切得大小不一，有的地方烧焦了。

她红着脸说第一次做，不好看，但能吃。他站在街边，就着路灯的光把焦排骨一块一块吃完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

那天傍晚苏曼没有来。

他等了一刻钟，正要转身时，她从街角跑过来，头发被风吹乱了，丹凤眼里含着泪，说老家的母亲急病，要一笔钱治病，能借的都借了，还差两百块。

两百块，不是天文数字，但也不是小数目。

他目前拿不出。他把苏曼送回住处，站在楼下看着她房间的灯亮起来，然后转身走进了常去的那家赌场。

方启恒有一手绝活——听骰盅。

这是小时候在家乡跟跑码头的江湖艺人学的，骰子在盅里翻滚，不同点数撞在盅壁上的声音有极细微的差别，他能听出八成。

在巴黎时他用这手在留学生聚会上赢过几回，大家只当是运气。

回国后在广州、在上海，他偶尔也小赌，但都控制着分寸，只赢几把就收手，从不贪。

可今晚不同。他需要钱。

他穿过烟雾缭绕的大厅，坐到赌台前。

第一局，他押了十块，输了。

骰盅落定前他就听出了点数，可揭盅一看，点数不对。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押了一局，又输。骰子的声音和揭开的结果对不上。这桌有鬼。

他站起来，双手往赌台上一拍，指着庄家的鼻子说你们出老千。

赌场的人没有跟他废话，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架起来扔出了后门。

他的后背撞在弄堂潮湿的石板上，公文包摔出去老远，领带歪在一边。

他在黑暗里坐了很久，听见后巷的野猫在垃圾桶旁边窸窸窣窣地翻东西。他没有报警——他不能报警。

他输掉的不是一个银行小开的私房钱，是组织交给他的活动经费。

本想着赢了就还回去，神不知鬼不觉，可现在全没了，连口袋里的铜板都输光了。

他靠在墙壁上，慢慢把散落的头发拢回去。

他想起苏曼红肿的眼眶，想起那些烧焦的糖醋排骨，想起她手腕上那只被他赎回来的翡翠镯子在路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他不能让她失望。

回到家，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本做账的账册——这里面是这几个月剩余的活动经费。

他本来打算明天交给赵世铭的。

他把账册在膝盖上摊开，就着屋里一盏昏暗的光，拿起笔，在账面上添了几笔很轻很轻的、几乎看不出痕迹的修改。

窗外弄堂深处有骰子在瓷盅里旋转的声音，那是风从赌场门缝里挤出来的一丝余响。

他把账册合上，站起来。

走至衣架前，拍了拍西装上的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一切都被苏曼看在眼里。

她站在街对面二楼的窗帘后面，丹凤眼里没有了泪，也没有了柔光。

她一路看着方启恒从后巷踉跄走出的狼狈背影。

看着他把公文包按在胸口、在路灯下重新把领带正了正的姿势。

看见他在屋子里自欺欺人的行为。

嘴角极淡极淡地弯了一下——像是钓者看见浮标终于沉下去时的从容。

她拉上窗帘，走到桌前，拿起听筒，拨通了一个内线号码。那头接通了，她没有寒暄，只说了一句话：黄昏计划进展不错，听我消息，随时准备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