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30年春

席韶天是三月中旬到的上海。

他没穿军装，一件深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席韶乐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她很久没见过韶天穿西装了了。

在黄埔时他常是一身笔挺的军装，风纪扣扣到最上面那颗，皮带扎得紧紧的，走起路来军靴咚咚响。

现在他站在她公寓门口，西装袖口露出的衬衫袖扣是母亲留下的那对银质的，上面刻着席家的姓氏缩写。

“怎么，不认识了？”韶天歪着嘴角笑了一下。

“我向父亲要了你现在的地址，每次回老宅都碰不上你，父亲说你太忙了，现在你倒是和父亲关系更好一点了，我还有点伤心呢。”

席韶天知道他妹妹和静山之间关系没那么简单，现在静山是被党内统计的□□要员，那他的妹妹呢。

他不敢想，这段时间没见到她，是巧合还是她在躲着他，他拿不准，所以装作什么都没察觉。

席韶乐把他让进门。

他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书桌上的教案、窗台上的茉莉花。

然后他把西装挂在门口，在椅子上坐下来。

兄妹俩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席韶乐刚做好的几样菜。

白菜炖肉，一盘炒蛋，一碗汤。

和从前在广州小洋楼里静山做的饭菜没法比，但韶天看了一眼，说，我妹妹真是长大了。

席韶乐笑了一下，拿筷子递给他，她确实有一段时间在躲他。

但是对于父亲说完那番话，她也思考了很久，她们毕竟是兄妹，而且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她几乎可以说是韶天养大的。

在询问了静山的意见后，他说韶天是国民党内对我党抱有同情心的一派，组织上不反对他们来往，而且她还可以探听一些内部消息。

他们开始吃饭。一开始没有人说话。筷子碰着碗沿，咀嚼声填着沉默。

不是尴尬的那种沉默，是两个人都有太多话、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的那种。韶天吃了大半碗饭，放下筷子。

“南京的梧桐比上海的好。”他说。

席韶乐看着他。他瘦了，比三年前在广州时瘦了不少。

颧骨下凹，眼窝也比从前深了，显得眉骨的轮廓更硬。

嘴角那道笑纹还在，但不笑的时候纹路就整个人就显现出一股属于将军的肃杀之气。

“胃病还犯吗。”席韶乐问。

1927年，席韶乐从广州走时，韶天还很健康。

但父亲说这几年他换上了胃病，时常会有钻心的疼折磨着他。

“老样子。疼起来吃两片饼干压一压。”

“没去看大夫？”

“看了。大夫说少喝酒，少熬夜。我说我是当兵的，这两样都少不了。大夫就不说话了。”他又笑了一下，歪着嘴角。

席韶乐把汤推到他面前。“多喝点。养胃的。”

韶天端起碗喝了一口。“你什么时候学会炖汤的？”

“在上海这几年。自己住总要学会。”

韶天放下碗，看着她。

他的妹妹二十五岁了。头发还是和在广州时一样挽着髻，素色旗袍，领口的盘扣扣得一丝不苟。

她的眉眼没有变，但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温婉的，一种定了之后才有的光。

像珠江口的灯塔，隔着很远很远的海面，你知道它在那里。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不是客套。是真地问。

“教书。备课。改作业。偶尔弹琴。”席韶乐夹了一片白菜放进嘴里慢慢嚼，“你在南京呢。”

韶天没有立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