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沈悠的友谊，是从机油味里开始的。

初一那年夏天，我在学校后巷的修车铺门口看见她。瘦瘦小小的一个人，蹲在一辆破踏板车旁边，手里拿着扳手，正在拧一颗锈死的螺丝。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油污，额头上的汗混着灰，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我叼着棒冰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这你车？”我问。

“不是。”她头也没抬，“老板的，让我试试手。”

“你会修？”

“不会，正在学。”

螺丝“咔”一声松了。她吐出一口气，用袖子抹了把脸，结果抹了道更黑的印子。

我笑了，把剩下半根棒冰递过去：“喏，请你。”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眼棒冰，接过来，咬了一大口。冰碴子在她嘴里咯吱响，她眯起眼，说：“谢了。”

“我叫林薇。”

“沈悠。”

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我知道，她爸是机械厂工人，下岗后在街口修自行车。她从小在零件堆里长大，拧螺丝比写字早。我家开五金店，满屋子铁锈味，我认扳手型号比认字快。

我们是一类人。

玩机车是初二开始的。

我俩攒了半年零花钱，加上过年压岁钱，凑了八百块，在二手市场买了辆快散架的鬼火。车是拼凑的，前轮是雅马哈的，后轮是本田的，排气是不知道哪个杂牌，声音像哮喘病人。

但我们爱死了。

每个周末，我们骑着那辆破车，在城郊的土路上乱窜。没头盔，就拿我爸的工地安全帽，扣在头上大得像锅盖。没骑行服，就穿校服，摔了满身泥，回家被骂，但下次还去。

我们给车起名叫“破风”。

沈悠说：“破开风，就能飞。”

我说：“飞个屁，这车能跑起来就不错了。”

但我们真的在飞——至少感觉上是。风灌进校服，鼓得像风筝，头发在安全帽里乱飞，太阳晒在脸上，疼，但爽。

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自由的事了。

中考，我们俩都没考好。

离重点高中分数线差了三十多分。但我爸说：“必须上重点，不然没出息。”她爸妈也说：“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上好学校。”

于是两家凑了五万块赞助费，把我们塞进了同一所重点高中。

开学第一天，我们穿着崭新的校服，站在一群谈笑风生的“好学生”中间，像两只误入天鹅群的土鸭子。

他们聊暑假去了哪个国家旅游，上了什么补习班，看了什么英文原版书。

我们俩对视一眼，用眼神说：“撤。”

高一，我们是班级的吊车尾。

数学听不懂，英语不会念，物理像天书。上课睡觉，被老师点名，站起来一问三不知。全班哄笑。

我们不觉得羞耻，只觉得无聊。

放学后，我们溜出学校，骑着“破风”去江边。坐在堤坝上，看日落，喝三块钱一瓶的汽水，骂老师，骂考试，骂这该死的、把我们卡在中间的、不上不下的重点高中。

“薇姐，”沈悠说，眼睛看着江面，“你说咱们以后能干嘛？”

“修车呗。”我说，“开个修车铺，你修机车，我修汽车。自由，赚钱，还不用考试。”

“可我想……”她顿了顿，“我想弄明白发动机到底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车跑得快，有的车跑得慢，为什么……”

“打住打住。”我打断她，“你又说这个。原理有什么用？能跑不就行了？”

她没说话，低头抠手上的油污。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跟我不一样。我喜欢骑车，是因为爽，是因为快，是因为能逃离。但她喜欢车，是因为她真的想知道——那些零件是怎么咬合的，汽油是怎么燃烧的，速度是怎么产生的。

她心里有团火，我不知道那团火是什么，但我觉得，总有一天会烧起来。

高二，那团火烧起来了。

但不是对机车的火，是对学习的火。

她突然变了。

不再逃课，不再睡觉，上课记笔记，下课问问题。卖了“破风”，买了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校服洗得发白，头发扎成马尾，眼睛下面有黑眼圈。

我跟她说：“你疯了吧？真打算当好学生？”

她说：“嗯。”

“为什么？”

“穷够了。”她说，声音很平静，“薇姐，我不想再过那种……为了一副刹车片发愁的日子了。”

“我们可以一起攒钱啊！”我说，“等我毕业，去车队当学徒，赚钱改装车，到时候……”

“林薇。”她打断我，看着我，眼神很认真，“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愣住了。

然后我笑了，笑得很夸张，拍她肩膀：“行行行，大学霸，以后罩我啊。”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裂开了。

裂痕越来越大。

她成绩往上爬，我在原地打转。她交了新朋友——那个永远考第一的周景明，我继续混机车圈。她聊函数导数，我聊压弯技巧。她的世界是分数和排名，我的世界是油门和排气。

我们还在一个班，但像隔着银河。

直到那个暴雨天，我的生日趴。

我在废弃工厂天台等她，等到凌晨。雨下得很大，所有人都到了，就差她。

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最后一次，就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