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离开。

她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不舍。

高兴的是，事业有了新的机会。不舍的是——她刚回来，又要走。

不，她不是不舍得走。她是不舍得——她摇了摇头，把那幅画面从脑海里赶了出去。

周三，伦敦。

江月白下了飞机，直接去了陈嘉木的办公室。办公室在泰晤士河边，窗外就是伦敦眼的风景。她站在窗前，看着那轮巨大的摩天轮，想起三年前刚到伦敦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泰晤士河边，听着街头艺人弹《茉莉花》，哭了。

三年后，她回来了。

不是逃回来的，是带着项目回来的。

“月白，好久不见。”陈嘉木走进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笑容温润。

“好久不见。”

他们握了手，坐下来开始谈项目。项目很大，涉及中英两国的十位艺术家，展览将在伦敦和上海两地巡回。陈嘉木希望江月白担任中方策展人，负责艺术家的筛选、作品的统筹、展览的策划。

“你愿意吗？”他问。

“愿意。但我有三个条件。”

陈嘉木笑了：“你说。”

“第一，我有选品的最终决定权。”

“同意。”

“第二，策展人栏里，我的名字要单独一行。”

“同意。”

“第三，利润分成我要三成。”

陈嘉木看着她，笑了：“你每次都是这三个条件。能不能换换？”

“不能。这三个条件是我的底线。”

“好。三成。成交。”

他们签了合同，握了手。陈嘉木说“晚上一起吃饭，我请客”。江月白说“好”。

晚上，陈嘉木带她去了伦敦最好的中餐厅。菜很精致，味道也不错，但江月白觉得，没有外婆做的好吃。

“月白，”陈嘉木端起酒杯，“你回国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

“比如你以前的那个人。”

江月白的手指顿了一下。

“遇到了。”她说。

“然后呢？”

“然后没有然后。”

陈嘉木看着她，沉默了几秒。

“你还喜欢他？”他问。

江月白放下筷子，看着窗外的夜景。伦敦的夜景很美，泰晤士河在灯光下闪着碎金般的光。

“不知道。”她说。

“你每次说‘不知道’的时候，都是‘是’的意思。”

江月白笑了：“你和阮棠说了一样的话。”

“阮棠是谁？”

“我最好的朋友。”

“那她一定很了解你。”

“她确实很了解我。”

陈嘉木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月白，”他说，“我不是在追你。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不管那个人是谁，他都应该珍惜你。”

江月白看着他，眼眶有点酸。

“谢谢。”她说。

“不客气。”

他们碰了杯，继续吃饭。

回上海后，江月白开始同时筹备两个展览——程砚白的个展还在进行中，中英交流展的项目也要启动了。她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周末也不休息。

她的脚越来越疼了。

不是那种偶尔的刺痛，而是持续的、加重的、像有一把锥子在骨头里钻的疼。她走路的时候开始微微跛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她自己能感觉到。

她去看医生。医生拍了片子，看了很久，然后说：“江小姐，你的跟腱有陈旧性撕裂的迹象。如果继续这样高强度地站立和行走，可能会造成二次断裂。”

“二次断裂会怎样？”

“需要手术。手术后，你的跟腱功能会进一步下降。你可能再也无法做高强度的运动，包括跳舞。”

江月白沉默了。

她已经不跳舞了。

但“不能跳舞”和“再也无法跳舞”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她主动放弃的，后者是被剥夺的。

“我需要休息多久？”她问。

“至少一个月。不能久站，不能穿高跟鞋，不能走太多路。”

一个月。

她不可能休息一个月。两个展览同时在筹备，她没有时间。

“医生，我能不能——”

“江小姐，”医生打断她，“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你可以选择不听我的话，但后果你要自己承担。”

江月白看着医生，沉默了几秒。

“谢谢医生，”她说，“我会注意的。”

她拿了药，走出了医院。

站在医院门口，她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深吸了一口气。

注意。

她当然会注意。

但她不能停。

因为她停过。三年前，她停了一次，失去了跳舞的能力。现在，她不想再因为停下而失去什么。

她上了车，对司机说：“去展览场地。”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但没说。

因为他说过很多次了——“江小姐，您应该休息。”她每次都笑着说“好”，然后第二天继续工作。

他叹了口气，发动了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