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按在伤口上。白色的棉布很快被血浸透。他又掏出那块怀表，打开表盖。

十点三十分整。

火车驶出上海站，驶进八月的雨幕。窗外，城市的轮廓渐渐模糊，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影子。雨点敲打着车窗，啪嗒，啪嗒，像某种倒计时。

沈砚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的，是苏婉最后那个眼神——隔着玻璃，隔着雨，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那眼神里有什么？是焦急，是不舍，是……别的什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有些事还没来得及做，火车就已经开动了。

而前方，是南京，是战争，是一切未知的、凶险的未来。

苏婉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消失在雨幕尽头。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滴进眼睛里，涩涩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她的旗袍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很冷。但她感觉不到冷，只觉得胸口空了一块，有风从那里穿过，呼呼的响。

“小姐，您的伞。”

一个车站的工作人员捡起她的油纸伞，递过来。伞面上沾了泥水，梅花图案糊成一团。

“谢谢。”她接过伞，声音哑得厉害。

转身离开时，她听见身后有哭声。回头一看，是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坐在台阶上抹眼泪。旁边放着两个大包袱，用麻绳捆得结实实。

“老人家，您怎么了？”苏婉走过去问。

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我儿子……我儿子上火车了……要去打仗……”

苏婉在她身边坐下。

“您儿子多大了？”

“十九……下个月才满二十。”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小伙子，浓眉大眼，笑得有点傻气，“他爹死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们说，是去打日本人……可日本人那么多枪炮，他、他怎么打得过啊……”

老太太哭得说不出话来。

苏婉看着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心里有什么东西揪紧了。她把伞撑在老太太头上，轻声说：

“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真的？”

“真的。”苏婉说，像是在对老太太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等打完仗，他就回来了。到时候，您给他做一桌子好菜，让他吃得饱饱的。”

老太太点点头，用袖子擦擦眼泪：“对，对……等他回来，我给他炖红烧肉，他最爱吃红烧肉了……”

雨渐渐小了。

苏婉把老太太送到车站门口，帮她叫了辆黄包车。临上车前，老太太忽然抓住她的手：

“姑娘，你也是来送人的？”

苏婉点点头。

“送什么人？”

“一个……朋友。”

老太太看着她湿透的旗袍，红肿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什么。她用力握了握苏婉的手，粗糙的手掌很暖：

“都会回来的。菩萨保佑，都会回来的。”

黄包车走了。

苏婉撑着伞，站在车站门口。雨停了，天还是阴的。街上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报童还在喊“号外号外”，小贩在吆喝“栀子花白兰花”。

一切如常。

可她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个在琴房里弹德彪西的下午，那个在兰心戏院听掌声的夜晚，那个有栀子花香的七月——都过去了。像一场梦，醒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慢慢走回家。

路过一家钟表店时，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挂钟、座钟、怀表，长短针滴滴答答地走，一圈，又一圈。她停下来，看着那些转动的指针。

时间还在走。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愿不愿意，时间都在往前走。

她想起沈砚那块怀表。银色的表壳，打开时会有轻微的“咔哒”声。表盘是白色的，罗马数字，指针是黑色的，走起来悄无声息。

他说，等战事结束，他回来取。

她摸了摸口袋。那枚哨片还在，湿漉漉的，带着她的体温。

回到家时，已经是中午了。

母亲在客厅里焦急地踱步，看见她浑身湿透地进来，吓了一跳：“婉婉！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淋成这样？快，快去换衣服，要着凉的！”

苏婉没说话，径直上楼。

回到房间，她脱下湿透的旗袍，换上干净的睡衣。然后坐到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眼睛是肿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她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本子。

翻开，拿起钢笔，在空白的页面上写下一行字：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一日，雨。他去南京。我没有赶上。有些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写到这里，她停住了笔。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又一天要过去了。

远处隐约传来钟声，一声，又一声，沉沉的，像是在为什么送行。

苏婉合上本子，走到窗边。

雨彻底停了。梧桐树叶上还挂着水珠，在渐暗的天光里闪着微光。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抖了抖羽毛，又飞走了。

她摊开手掌，那枚哨片静静躺在掌心。

银色的，冰凉的，像一滴凝固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