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许望安，是在屏幕上。

那天下午三点，视频接通。画面那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瘦，白，眼睛很空。他看着镜头，不说话。我也没催。我做这行十五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需要时间。需要确认你是安全的，才会开口。

等了很久，那个年轻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你好。”

我说，你好，想聊什么都可以，慢慢来。

那个年轻人看着我，又看了很久。然后开始说。说他的生活。说每天重复的那些事。说那盆花，那棵树，那个房间。说他妈妈。说那些日记。说那句“望安，妈妈爱你”。

我只是听着。偶尔点头。偶尔问一句然后呢。

我做这行十五年，听过很多故事。但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不一样。不是经历本身有多惨烈——我听过更惨的。是那个语气。太平了。像在说别人的事。像那些事都不是发生在他身上。

我知道，那是长期孤独的后遗症。一个人待太久，连自己的痛苦都变得遥远。

他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出现。那个年轻人也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上线。从来不迟到，从来不取消。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年轻人把我当成锚点了。一周里唯一确定的事。

我看着那个年轻人一点点变化。从一句话不说，到说几句。从看着别处说话，到看着屏幕说话。从说那些事，到说自己的感觉。

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我，周医生，你会一直在吗。

我想了想，说，我会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只要你来，我就在。

那个年轻人点点头，说，好。

我看着屏幕里那张脸，忽然觉得有点心疼。这孩子要的这么少。只要有人准时出现，只要有人听他说，就够了。

后来有人来找我。

那天我刚结束咨询，有人敲门。开门，外面站着几个人。穿着得体，表情得体，说的话也得体。他们说，许望安的家人，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我知道他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我说，不能透露。

他们说，我们是监护人。

我没什么办法，也只能说，法律规定，成年人的咨询信息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包括监护人。

他们笑了笑，说，周医生，我们不是来为难你的。只是许望安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心理咨询对他不一定合适。

我只是说，他需要。

他们说，我们会考虑的。

然后他们走了。

但是我知道这事不会完。

果然。过了几天，平台那边通知我，有人投诉我。说我的咨询方式不当。说我对患者造成了不良影响。说要调查。

我知道这是他们干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说，可以调查。

又过了几天，有人找到我家里来。

不是找我。是找我妻子。那天我妻子下班回家，有人等在门口。说了一些话。那些话我妻子后来告诉我，说得很客气，但意思很清楚——你丈夫最好不要再接那个咨询了。

我站在窗边，听了很久。

我妻子说，那个孩子是谁。

我说，一个病人。

我妻子说，他家里人这么厉害，你还要接吗。

我没说话。

但是他只有我了，如果我也放弃他，那么谁来救他呢？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很久。想着那张脸。想着那个声音。想着那句“周医生，你会一直在吗”。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作为咨询师，我的责任是保护来访者。但有时候，保护的方式不是“一直在”，而是“让你学会自己走”。

最后一次咨询，我提前做了准备。

视频接通的时候，我看见那张脸。还是那么瘦，那么白。但眼睛里有了一点光。是这几个月慢慢养出来的。

我说，望安，这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