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的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铁板，无情地悬在桐镇上空，炙烤着大地。殡仪馆那原本就有些陈旧的建筑，在这酷热下更显压抑。馆内没有空调，只有几台老旧不堪的吊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缓慢转着，每一次转动都伴随着令人心烦的声响，搅动起阵阵热浪，与香火燃烧散发出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

灵堂里，白色的帷幔随风轻轻飘动，纸扎的灵屋和花圈整齐地摆放着。李悠然跪在灵堂的水泥地上，膝盖早已麻木，仿佛失去了知觉。她身上穿着一件极不合身的白麻孝衣，那是昨晚奶奶翻箱倒柜找出来的陈旧布料，邻居张婶连夜赶制的。孝衣太大，袖口耷拉下来，盖住了她半个手掌，随着她的动作不时晃动。她机械地随着母亲的动作，向前来吊唁的人叩首，额头一次次触到冰凉的水泥地，每一次触碰都带来一丝凉意，却又很快被周围的热气吞噬。

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穿着素色的衣服，脸上带着悲戚的神情，脚步沉重地走进灵堂。“节哀顺变。”“多保重身体。”“建国是个好人啊……”这样的话，李悠然一天听了不下百遍。每个人的声音都压得很低，仿佛怕惊扰了躺在冰棺里的父亲。冰棺摆在灵堂正中，在昏暗的光线下散发着冷冷的光。父亲穿着崭新的深蓝色中山装，那是母亲去年给他买的，他嫌颜色太深，只穿过一次。现在他躺在那儿，脸被化妆师涂得白里透红，嘴唇也涂上了鲜艳的红色，看起来陌生得像另一个人。

母亲王兰兰跪在李悠然左边。三天了，母亲几乎没怎么睡，眼眶深陷，眼里的血丝清晰可见，嘴唇干裂起皮，泛白的死皮在嘴角微微翘起。可每次有人来，她还是会挺直腰板，用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般的声音说“谢谢”，再带着李悠然叩首回礼。她的动作有些僵硬，却依然保持着应有的礼数。

右边是奶奶李秀英。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知道儿子出事那天起眼泪就没断过。此刻她正被两个姑姑搀扶着，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瘫在椅子上。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头发凌乱地散在脸上。可当王兰兰起身去给一位远亲倒茶时，李悠然清晰地听见奶奶压低的声音，那声音里带着怨恨和悲痛：“要不是她非让建国那天去市里办事……好好的周末，在家歇着能出这事儿？”

搀扶她的大姑李春梅急忙扯了扯她的袖子，那袖口已经被拉得有些变形：“妈，别说了。”

“我就要说！”奶奶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身体微微颤抖着，“算命的老早说过，她命硬克亲，三岁死了娘，二十岁没了爹……现在轮到我们建国了！我好好的儿子……”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忍不住又流了下来，滴在衣服上，晕出一片深色的痕迹。

李悠然垂着眼，盯着地上被踩模糊的香灰印子。那些香灰印子杂乱无章，像是被随意涂抹的痕迹。这样的话，这几天她已经听了许多版本。有时是奶奶直接说的，有时是亲戚们窃窃私语飘进耳朵里的。她不反驳，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她今年十一岁，对于生死还停留在“人死了就是再也见不到”的浅显认知里。至于“克夫”这种词，她只在电视剧里听过，那些电视剧里的画面在她的脑海中闪过，却和眼前的一切联系不起来。

但她知道一点：爸爸走了，这个家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像一幢原本结实的房子，被人抽掉了最重要的那根梁柱，剩下的墙壁开始出现细细的裂纹。她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而压抑，仿佛有无形的压力在挤压着每一个人。

“然然，起来活动活动。”母亲不知何时回来了，轻轻拉了她一把。那手有些粗糙，却带着一丝温暖。

李悠然这才发现自己跪得太久，腿已经不听使唤，像是两根木棍插在地上。母亲搀着她走到灵堂外头的走廊，午后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阳光洒在走廊的瓷砖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热气扑面而来，让她有些头晕。

“喝点水。”母亲递过来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搪瓷杯，杯身上的红双喜有些褪色，边缘还带着一些茶渍。里面的水已经温了，喝起来带着一丝淡淡的铁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