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绣娘，带着她在外省工坊里学会的、用特殊针法制作立体花卉刺绣的技艺，在维也纳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但沃尔夫冈在听说了她的情况后，指示将她安排到侯爵府邸的纺织工坊（名义上是为莉莉安和克洛可制作衣物），实际上，是让帝国理工学院的相关专家研究她的技艺，看能否应用于工业化的纺织品图案设计。

“每一个人才，都是一颗种子，”沃尔夫冈对伊丽莎白说，“你不知道哪一颗会在什么土壤里长成树。所以，先收进来，再慢慢试。”

与“接纳”相对的，是“排除”和“监控”。

被列为“危险分子”的极端保王派，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艾森贝格的手下以“协助办理居留手续”为名，将他们“请”到指定地点进行“详细谈话”。谈话的结果，因人而异：有的被警告后释放，但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维也纳某几个街区；有的被以“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驱逐出境（通常是被送到意大利边境，让他们自生自灭）；极少数证据确凿的间谍或暴力分子，被秘密关押在霍夫堡宫地下的临时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讯。

这其中最棘手的一类人，是那些“烫手山芋”——与欧洲各大王室有密切关系的法国高级贵族。比如，路易十六的表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后来的“菲利普·平等”），虽然本人并未流亡，但他的几个亲信和亲属来到了维也纳，要求奥地利皇室提供庇护。

约瑟夫二世的态度很明确：可以给予基本的礼遇和临时庇护，但不能公开接待、不能发表政治声明、不能利用奥地利作为反法活动的基地。这些条件，被委婉但坚定地传达给了相关人等。

“我们不是在跟法国革命政府作对，”沃尔夫冈在内部会议上强调，“我们只是在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如果有人想利用我们的地盘策划武装干涉，对不起，请他另寻他处。”

这种“有限人道、严格管控、择优吸纳”的混合策略，很快收到了效果。

到十一月底，一万两千名法国流亡者中，已有：

超过两千人被归入“有用之才”，找到了工作或安置方案。约六千人属于“普通流亡者”，自谋生路或接受基本救济。约三千人属于“潜在盟友”，正在观察和接触中。约八百人属于“危险分子”，被监控、限制活动或驱逐。约两百人属于“烫手山芋”，正在通过外交渠道转送他处。

维也纳的法国侨民社区正在形成。法语报纸、法式面包房、法国时装店、法语咖啡馆开始在城内出现。本地居民从一开始的排斥和好奇，逐渐转变为接受和——对于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来说——享受。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帝国理工学院和各大研究机构里。拉格朗日已经开始授课，听课的学生挤满了阶梯教室；拉普拉斯虽然尚未决定是否来奥，但已经开始与维也纳的数学家通信，讨论概率论的最新进展；贝托莱则在信中详细询问了维也纳化学实验室的设备情况，显然在认真评估移居的可能性。

沃尔夫冈看着这些进展，心中既有欣慰，也有清醒。

法国的人才正在流失，这是法兰西的悲剧；但奥地利正在吸纳这些人才，这是奥地利的机遇。然而，人才的流失可以量化，思想的扩散却无法量化。那些流亡者带来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艺，还有法国为什么崩坏的教训、旧制度为什么失败的反思、革命为什么失控的警示。

这些“软因素”，正在悄然渗透进维也纳的学术界、官僚圈，甚至宫廷。它们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看待奥地利自身的方式。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沃尔夫冈在书房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来自巴黎的匿名信使，通过艾森贝格的单线渠道，带来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私人消息。

消息很简短，写在一条薄如蝉翼的丝绸上，藏在信使的靴跟里。

“沃尔夫冈，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但我不走。我是法兰西的王后，我的丈夫是法兰西的国王。我们的命运，与法兰西同在。请照顾好我的兄长约瑟夫。也请照顾好那些逃离法国的可怜人。告诉他们，我从未忘记他们。玛丽。”

沃尔夫冈读完，将丝绸在蜡烛上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

窗外，维也纳的冬雪初降，将城市染成一片洁白。

流亡者仍在涌入，筛子仍在转动，种子仍在播撒。而他，将继续站在这冰与火交织的十字路口，为他的帝国，也为那个深藏于心的东方之梦，筛选着希望，也抵御着危险。

莫扎特业绩进度：1076.5% （成功推动法国流亡者分类安置方案落地，筛选效率显著，人才引进计划初见成效，维也纳正成为欧洲流亡知识与技术的汇聚中心。）

个人理想准备度：1078.5% （在复杂多变的跨国人才与危机管理中，展现出系统性的组织能力与人文关怀，将冰冷的“筛选”上升为对文明火种的守护，领袖格局进一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