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托瓦内特拒绝离开的消息，在沃尔夫冈心中扎下了一根刺。它不致命，但时时作痛，提醒他那条隐秘的丝线上系着一条他承诺要守护的生命。

他答应过约瑟夫皇帝。他也答应过自己。

“继续准备，”他对艾森贝格说，语气没有波澜，“方案细化到每一个环节。她不走，是她的倔强。但我们不能因为她的倔强，就放弃准备。倔强的人，往往在最绝望的时候，才会想起还有另一条路。”

“是。”艾森贝格没有多余的话。他知道这是什么分量的事情。从巴黎到边境，每一步都需要无数可靠的人手和资金。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事，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完成的事。但他的人正在做，一直在做。

十二月的维也纳，雪一场接一场。流亡者的涌入速度有所放缓，冬天的严寒和出行的艰难阻挡了一部分人，但仍有人冒着风雪翻越阿尔卑斯山，只为逃离那个正在燃烧的国家。

沃尔夫冈的日子被填得很满。上午是委员会会议，处理流亡者安置中的各类问题——经费超支、治安纠纷、外交摩擦、人才岗位匹配。下午是与“帝国引擎”相关的常规事务——铁路二期工程进展、电力实验室的新发现、理工学院的教学改革。晚上，则往往是与拉格朗日、贝托莱（后者已在十一月底抵达维也纳）等法国学者的私人交流，以及——阅读来自巴黎的情报汇编。

玛丽的消息穿插在其中，像一条暗河，时隐时现。

十一月中旬：国王夫妇从凡尔赛被押送至巴黎，囚禁于杜伊勒里宫。王后被剥夺了侍从和侍女，仅保留几名忠诚的仆人。她的头发在运送到巴黎的路上被剪短，因为囚车里空间狭窄，长发碍事。

“头发被剪了。”沃尔夫冈看到这几个字时，手指微微收紧。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位以美貌和时尚著称的王后来说，头发的剥夺不仅是身体上的羞辱，更是地位的象征性摧毁。他想起她写信时的华丽字迹，想起她信纸上淡淡的香水味。如今那些都不复存在了。

十一月下旬：秘密渠道送来了玛丽亲笔写的便条，是在一张破烂的纸条上，用几乎辨认不出的细小字迹写成的。“我还活着，不要担心。告诉约瑟夫，不要为我冒险。法兰西的孩子们需要他，比需要我更多。”

沃尔夫冈将纸条读了两遍，然后锁进书桌最隐秘的抽屉里。那是他与一个被困在王冠废墟中的女人之间的、沉默的契约。

十二月初：国民公会对国王路易十六的审判正式开始。罪名包括叛国、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自由等。玛丽试图为丈夫辩护，被法庭制止，理由是“王后没有资格在人民法庭上发言”。

“没有资格。”沃尔夫冈咀嚼着这几个字，觉得讽刺。几个月前她还是法兰西的王后，如今她连为自己丈夫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革命的浪潮抹去一切旧日的头衔与尊严，将人还原为赤裸裸的个体，然后再决定谁有权说话、谁该闭嘴。

他给奥地利驻瑞士伯尔尼的秘密联络站发去指令：“启动‘橡树’方案，所有预备节点进入待命状态。巴黎方面，增加两名可信的信使，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目标保持联系。”他不再称她为“王后”，在密件中改用代号“玛丽·安托瓦内特”，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丝毫没有减少。

“橡树”方案，是他与艾森贝格花了三个月时间、反复推敲修改才敲定的应急撤离计划。它包括：三条不同方向的逃生路线（北向比利时、东向莱茵地区、南向瑞士）；在沿途设置的安全屋和换马点；可临时借用或购买船只的港口联络人；以及最重要的——在关键时刻能够潜入杜伊勒里宫、将王后及其子女化装带出的“核心行动组”。

核心行动组由七人组成。组长绰号“磨坊主”，是艾森贝格手下最资深的情报行动专家，精通法德双语，曾以磨坊伙计、药剂师助手等多重身份在巴黎活动多年，从未失手。其余六人，有的是退役军官，有的是锁匠，有的是裁缝——每一个身份都是为了应对特定场景而设计的。这些人目前分散在巴黎和周边地区，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等待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信号。

沃尔夫冈知道，这个方案的成功率，不到五成。巴黎的革命气氛日益狂热，杜伊勒里宫的守卫森严，玛丽本人在层层监视之下，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她拒绝离开路易十六。只要国王还活着，她就不会独自逃生。而路易十六的审判已经开始，结局几乎可以预见。

但沃尔夫冈依然在准备。不是为了五成，是为了万一那一线生机出现时，他能够对皇帝说：“我尽力了。”更想对自己说：“我没有放弃。”

圣诞前夕，沃尔夫冈受邀到霍夫堡宫参加宫廷晚宴。人群依旧是那些人群，音乐依旧是那些音乐，但气氛的变化，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法国的流亡贵族混迹其中，他们的谈笑声背后是故乡被烧毁的惶恐。奥地利本地贵族则带着礼貌的距离，既同情流亡者的遭遇，又暗自庆幸“幸好我们没有变成那样”。

皇帝约瑟夫二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他坐在主位上，强颜欢笑，但眼神不时飘向空处。沃尔夫冈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妹妹被囚禁在一座寒冷破旧的宫殿里，妹夫正在被审判，外甥和外甥女跟着父母一同被软禁，而他什么都不能做。他是神罗皇帝，但他不能派兵去巴黎。那是战争，而他还没有准备好。

晚宴后，皇帝单独召见了沃尔夫冈。两人在小书房里相对而坐，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烤得人脸颊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