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来找我说话的次数，渐渐多过了问问题。

起初是在办公室。他抱着笔记本进来，问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联系”，没像往常那样立刻转身，反而站在桌旁，指尖轻轻敲着练习册封皮，忽然说：“贺老师，您上次推荐的那本《中国近代史纲要》，我看完了。”

我正低头划重点的笔顿了顿。那是两周前他问洋务运动时，我随口提的书，没想到他真去找来读了。“里面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和教材不太一样吧？”我笑着问。

“嗯，”他点头，眼里亮了亮，像是找到可以接话的点，“书上说他‘以一人而敌一国’，有点太……”他斟酌着用词，“太理想化了。”

“历史人物嘛，角度不同，看法就不一样。”我从抽屉里翻出另一本讲晚清外交的书，“这本里有他和伊藤博文的谈判细节，你可以看看，或许能有新想法。”

他接过书，指尖碰到我的手指，没像以前那样缩回去，只是自然地捏住书脊，说了声“谢谢”。转身时，校服衣角扫过门框，带起的风里，好像都多了点停留的意味。

后来，走廊里遇见也会停下来聊几句。

我抱着作业本从教室出来，他刚好去打水，手里拎着个蓝色保温杯。“贺老师，”他侧身让我先走，突然开口，“今天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您有原文吗？”

“图书馆期刊室有影印版，”我说，“下周我可以帮你找找。”

“不用，”他立刻说，“我周末自己去。”顿了顿，又补充道，“上次您说的《新青年》合订本，我找到第三卷了。”

我有点意外。那是随口提过的一句话，没想到他记在心上。“里面胡适和李大钊的论战很有意思，”我说，“尤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我觉得李大钊说得更有道理，”他抬眼看我，语气认真，“光解决具体问题不够，得有根本的方向。”

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额前的碎发上，泛着点浅金色。他说话时，睫毛随着语气轻轻动，不像平时回答问题时那样沉静，倒多了点少年人该有的认真劲儿。

“有自己的判断是好事。”我笑着点头，往前走了两步，又听见他在身后说：“贺老师，您大学学的也是历史吗？”

这是他第一次问起我自己的事。我回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手里的保温杯捏得紧了点。“是啊，”我说，“从本科读到研究生，一直在学中国近现代史。”

“是不是很难？”他问，“那么多史料要记。”

“刚开始觉得难，后来慢慢发现，历史不是记时间线，是看背后的逻辑。”我说着，忽然觉得这样的对话有点超出师生间的常规交流，但看着他眼里的好奇，又觉得没什么不妥——学生对老师的专业感兴趣，再正常不过。

从那以后，他找我说话的内容，渐渐从课本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他会在课间跑来，手里捏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考古新闻说：“贺老师，三星堆又发现新面具了，您觉得和夏商文化有关联吗？”

也会在我批改作业时，站在旁边看一会儿，突然说：“你用红笔写的字，比板书好看。”

我愣了一下，笑他：“上课好好看板书，别盯着我的字看。”

他没反驳，只是低下头，手指在桌沿轻轻划了划，嘴角好像弯了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