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个叔叔在民政局当退伍安置办主任。“我有一个兄弟，打算今年退伍，找你叔叔是不是有用啊？”我说。

“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他家的住址，你们可以上他家找他。”

“唔，太好了！”石磊转过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叫卢平，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你，你可以去问好了。”她说，看起来很难受，那说话的口气和模样儿挺逗人喜爱。

我问她都去过什么地方，她说，她只到过县城，但想去九江。

“九江没什么好玩的。”

“不见得吧。”她说，抿着嘴唇。她年纪太小了，看上去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我们的汽车一路沿着九景公路行驶，南方温暖的气候使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河流、山谷、稻田、村舍和站在路边，手牵着牛肩扛犁耙直望着我们的农民，我真想自己有两只翅膀能够飞越这千山万水。

我说，我小时候每次坐车看见车窗外的风景，总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有时候又幻想自己飞出了车外坐在白云上，静静地俯瞰大地。“这感觉真是太好了！”石磊嚷道，“我也这么想过，可我不想用手去摸什么——伙计，我是用刀。我用的刀应该非常长，能够一下子把远处的大山都拦腰砍断，削平山峰，一直伸展过去，把更远的山也夷为平地，同时把沿途的每一块语录牌统统削断。说到这事，我就想起了“特殊年代”后期的一些事儿。那时我还不到七岁。有一次，村里来了一帮小粉红，他们个个拿着砍刀往我家果树园子里冲来。那是一个两三亩大的梨树林，是我爷爷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当时，我正趴在树上摘梨子吃，这些小粉红就冲进了果园。他们手舞着砍刀，不到半天时间，一大片果园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哭着，喊着，但没有用，没有谁理睬我。那时候，我真想冲上去咬他们几口。我记得还有一次，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一辆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开进了我们村，车上一群小粉红押着三个人。他们头戴尖顶的白纸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打倒×××××份子×××’字样的大牌子，个个战战兢兢，低着头；而小粉红们则昂首挺胸、斗志昂扬。村子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批斗完这些‘×××××’份子后，解放牌汽车就要往下一个村子开去，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我父亲也被他们戴上高帽子押上了车。那辆解放牌汽车开得很慢很慢，所以我现在最讨厌开慢车了，我跟着它跑啊跑啊，我想把父亲从车上拉下来，我父亲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我后来经常问我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抓他走？母亲告诉我，要我相信父亲没做过任何坏事，他是个好人，一生勤劳俭朴，不善言语，性格内向。”

我们就聊着这些事儿，越来越兴奋、激动。很快就要进入都昌境界，我们高兴极了。石磊握着方向盘轻轻拍着手掌。“到家了！”他大声叫起来，面对窗外，“我到家了！”